论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何以可能——兼论科学问题哲学解的意义

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何以可能的问题及与此相关的二者的中介问题，长期以来被我国哲学界所忽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在其经典著作中是非常关注这些问题的。蕴涵在思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科学问题的哲学解便是将哲学和科学沟通起来的中介。科学问题的哲学解是指科学主体在一定时代的科技知识背景条件下对某个科学问题不能从科学角度用科学方法作出准确的解答时，而从哲学的角度用哲学思维的方法解答的结果，其实质是哲学科学化和科学哲学化双向运动的结晶。这为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成为可能奠定了基础，一方面，科学问题的哲学解哲学通向科学的中介，使哲学作为科学的理论指导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科学问题的哲学解是科学通向哲学的桥梁，使科学作为哲学的基础成为可能。该研究对于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的发展，以及对于深化哲学和科学的关系的理论等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科学方法论及其当代意蕴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对自然科学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考查,系统地论述了科学方法论,总结了科学方法论的理论特征,对科学方法论的运用、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掌握科学方法论,对于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科技发展、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和提高科学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弦论的五个哲学追问

弦论是当前物理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它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有希望统一宇宙万物的科学理论。然而,由于弦论长期未能得到实验的证实,其自洽性、完备性和真实性也一直为人们所质疑。但弦论所具有的特殊理论内涵却引发了令人深思的哲学追问,它们包括:经验对于科学而言是必须的吗?不可观察是否构成反实在论的不充分论证说?实验和理论孰先孰后?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是什么?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分离是否能最终统一?这些哲学追问也将弦论指向了一种全新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对我们开展科学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儒家文化与中国科学:现代新儒家的见解

儒家文化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很有意义也常引起争议的话题.当代新儒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做过许多阐述.本文对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关于儒家文化中是否缺乏科学,儒家的价值观念是否有碍于科学发展以及儒家研究学问的方式能否成就科学等问题的回答作了简要概括和评析,并就如何估价儒学对科学发展的利与弊,如何分析儒家文化作用于科学发展的方式与机制以及如何预测儒家文化对未来科技发展的作用等问题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     

超国界的契合与回响—试论国际组织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影响

本主要探讨了以联合国系统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在科学国际化的潮流中，因为拥有着与科学同样的不分国界的优势，而成为新的时代在全局上引导和协调世界科技发展这个重任的承载，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对世界科技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表现在：首先，作为全球协调中心的联合国系统可以站在全局的高度，利用政策的制订与实施对世界科技进行调控和评估，以把握科技发展方向，使之符合全人类的利益；其次，这有利于形成由国际组织在国际一级的面上引导和协调、由国家一级在线上管理和控制、由科技研究集体和个人一级在点上实施与开发，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科技发展立体交互网络；再次，促进学科的交叉与综合，为大科学的纵深发展创造条件；最后，提高人们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加强对科技成果的国际保护，以利于在全球化浪潮中实现知识价值与知识共享的统一。     

何以拒斥社会建构论?——论拉宾格尔对科学的社会建构论的回应

社会建构论者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观，科学家对此并不认可。化学家拉宾格尔从科学争论的终结与关于科学的争论的无终结的对比、另一种科学是否可能、社会建构论者反对的科学方法到底指什么及这种指责能否成立等几个方面对社会建构论提出了质疑。本文对拉宾格尔的质疑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评价，并力求作出中立的判断。     

"科学蕴涵价值"辨析

在一些极端的科学文化社会研究(CSSS)和后现代主义掀起的反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科学蕴涵价值"的观点,往往容易给支持科学的人们带来这样的忧虑:把科学与价值联系起来,这难道不迎合了反科学主义者将科学妖魔化的目的吗?这难道不意味着科学蜕化为给意识形态和某些特定社会群体服务的工具了吗?这难道不会给公众理解科学的本性带来负面影响吗?面对这些困惑,笔者认为,需要全面而深入地分析科学蕴涵的价值,以求澄清来自反科学主义的各种误解,并揭示科学的价值对人类文明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整合是否可能：老子与玻尔认识论思想异同析

整合是否可能──老子与玻尔认识论思想异同析周生春，王诗宗近代以来，人类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建立起一个工业文明的社会。近现代文明发展到今夭，已进入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且其每前进一步，几乎都使危机日趋深化，使人类乃至所有物种都面临日益增大的威胁，这是科学...     

试论二战后科技政策的范式转变

政策范式往往决定了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政策问题的界定、政策目标的设计、政策工具的选择和政策资源的利用。一定的科技政策范式既可以体现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整体科技政策内涵上,也可以体现在某个具体政策上。科技政策范式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对科技活动起指导作用。如果科技政策范式不能提供解决科技活动所出现的新问题,科技政策作用就会变弱,从而出现科技政策范式的转变。二战后,科技政策经历了"为国防而科学"、"为工业而科学"和"为民生而科学"三大范式转变。     

一种建立科学发现理论的形而上学的尝试--简评杨耀坤近著《科学发现理性论》

人类理性在认识世界中运用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以一系列科学发现的形式揭示了自然的奥秘。正是由于科学发现对于人类所具有的这种重要意义，所以“如何作出科学发现?”(?∧?…∧?→SD)和“科学发现是如何作出的?”(SD→?∧?…∧?)就成了科学研究者以及科学哲学研究者长期以来关注、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其中，前一问题偏向于科学     

挖掘家长、社会科学与科技教育资源

教育是科技发展的基础,是人才的摇篮。科学教育的程度直接影响着未来民族的科学发展和民族的科学素质,科学教育不仅是学校的任务,也是全社会的任务,努力挖掘蕴涵于家长和社会中的科技教育资源,对培养和选拔未来科技人才,普及科技知识,提高国民素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影响深远的《963－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

《1963—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是在《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所确定的主要任务基本完成的基础上，于1963年制定的第二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该规划的实施虽然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但是这个规划是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和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合同等曲折后中国科研工作的一个新的起点。规划方向明确，目标、任务合理，切实可行，执行措施有力，对指导我国科技事业的稳定发展，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经过60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广大科技人员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勇敢地挑起重担，努力开展规划规定的研究工作。从总体来看，第二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在执行的初期，进展顺利，对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使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迅速提高。1966年6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冲击使规划的执行基本陷入停顿，但《十年科学规划》的一些指导思想和为实现《十年科学规划》所制定的一些措施，其发生作用的时间并不局限在执行规划的那三年，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十年科学规划》一直影响着中国科技发展的模式。     

科学和技术：天使抑或魔鬼？（九）科学是“魔鬼般的价值库”——一种劳动价值论视域的解读

对“科学和技术：天使抑或魔鬼?”这一问题的探讨，实质上是对科学和技术的价值的探讨。关于科学和技术的价值问题，理论界提出了“科技负载价值”、“科技与价值无涉”、“科技价值中立”和“技术负载价值而科学与价值无涉”等各种不同的观点。在此，我们不想对这些观点进行具体的评价，而是想换一个角度即从劳动价值论视域对科学的价值进行解读。从劳动价值论的视域来审视，科学不是“魔鬼”但却是“魔鬼般”地负载着人类科学劳动创造的价值，它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价值库”，因此科学所形成的“价值库”即“科学价值库”，是“魔鬼般的价值库”。     

美国的科学比想像强大

<正>"美国科学在衰退吗?"这个问题受到关注。有些人好奇,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科学在衰退,中国的科技发展即将超过美国。然而,从美国回国的科学家施一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美国科学之强大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它不仅没有衰退,而且还会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内很强势地引领世界发展。"     

功能主义 意识与意向性

一、功能主义的基本思想精神状态和过程的本质是什么?它们产生于什么样的媒介中?它们如何与物理世界相联系?我们的意识在与我们的肉身相离后还会继续存在吗?或者,当脑机能丧失后,意识就会消失吗?总之,心灵(the mind)源白于何处?其本质何在?这一系列问题就是近代哲学中著名的“心—身”关系问题,它在当代以“心—脑”关系的形式突现出来。自本世纪五十年代始,由于人工智能的兴起,这一问题便以“计算机能思维吗?”的形式引起了广泛争论。具体地说就是:构造像计算机这样的纯物理系统,使它们具有真正有意识的智能,这是可能的吗?本文的讨论就是在此背景下层开的。     

科学与技术不能承受之重

一、科学不能承受裁定善恶之重 该用"天使"或者"魔鬼"这样的词汇去追问"科学"吗?换句话说,"科学"可以有对善恶的终审权吗? 在很多人的意识里,科学似乎是一个全方位的、永恒的真理.好像不管是什么事物,只要是"科学"的,便像是吞了定风丹的孙悟空,任凭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弄起12级台风,也能岿然立于不败之地.如此地位,使科学无形中变成了人们终极的价值观.然而,科学能够独自地担当起这样的责任吗?     

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从延安时期到建国时期

文章讨论了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作者认为，这两个时期共产党发展的科技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即：强调发展科学技术为现实需要和国家建设服务。其原因在于：在这两个时期共产党面临着相似的严峻形势，同时延安时期培养的科技干部在建国以后的科技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这一强调科学技术功利性的指导思想对中国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还指出：延安时期就已萌发的对科技工作统一规划和管理的思想，在建国初期吸收了苏联的科技规划工作经验后，终于使科技发展规划成为整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章还论及中国共产党为更好地领导科技事业而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和利用所作的尝试和努力。     

历史进程中科技文化的多元形态

科技文化的多元形态是自身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内在动力。古代的科技文化在不同的地域以原初的形态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西方近代科学以追求统一为目标，但是在认识方法上却显现了多元的模式。当下的科技文化与人类的生活世界越来越密切，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实质上蕴涵着科技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融合，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又将带来科技文化的多元化态势。     

科学社会学视野中的科技传播和知识创新

长期以来，科技传播仅被视为既有知识的传递扩散，而未将知识创新与之加以结合考虑。本文以科学社会学为理论视角，认为科技传播是知识创新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分，知识创新也是科技传播的重要目标，力图为促进科技传播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思考。     

科学审美与科技传播刍议

本文首先阐述科学界和人文学者对科学审美的不同认识和视角，认为对一般个体的科学审美意识的研讨有功于聚焦科学人文的视线。为此，本文进一步论述了大众科学审美意识的获得与科技传播的关系，进而说明科学美育与科技传播二者的互动关系。文章指出，科学美育将对科技的良性传播起刮重要的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