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代理对负债代理成本的影响——基于实物期权的分析

通过把控股股东代理的影响内生到实物期权模型中,分析了控股股东代理对负债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认为,控股股东的存在加大了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了负债融资的代理成本,并导致企业过早投资.随着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提高,负债融资代理成本逐渐降低,表明控股股东对公司治理具有激励效应;随着控股股东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程度的加大,资产替代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表现为负债代理成本逐渐提高,表明控股股东对公司治理具有侵占效应.     

控股股东、利益侵占与代理成本

控股股东代理是公司治理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已有一些论文对控股股东侵占方式和侵占程度进行了探讨,但目前还没有针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定量研究.通过建立实物期权模型,考虑到控股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不同配置情况,分析计算了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模型研究结果认为,相对于控制权私利而言,控股股东代理成本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研究同时发现,随着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比例的增加,代理成本逐渐降低;随着两权分离系数的增加,代理成本逐渐增加.数值模拟同时也证明了控股股东确实存在激励效应和侵占效应.     

不同类型企业的负债率与收益风险的关系——日本90年代541家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给出管理者控制型、公司控制型和所有者控制型企业的分类标准 ,并从日本钢铁、化学、食品、机械和电器机械等 5个产业上市企业中入选了三类企业共计 54 1家企业 ;然后探讨了这三类企业的负债率与收益风险之间的关系 ,发现 :1)三类企业合计时 ,管理者的风险回避度随负债率的增加而减小 ,企业的收益风险随负债率的增加而增加 .2 )企业为股东所控制时 ,不论股东为个人还是公司 ,管理者的风险回避度随负债率的增加而减小 ,企业的收益风险随负债率的增加而增加 . 3 )企业为银行(第一债权人 ,也是大股东的双重身份 )或管理者所控制时 ,管理者的风险回避度和企业的收益风险与负债率的相关关系不显著 .我们从资本结构理论的角度对研究结果进行了阐述.     

基于跨期投资视角的控股股东两期控制权私利行为

以控制权收益理论为基础,构建跨期投资下的控股股东两期利益侵占模型,研究现金流权比例、远期投资收益率和股东法律保护力度对控制权私利的影响.结果表明:现金流权比例、股东法律保护力度与控股股东的即期和远期最优侵占水平均负相关;远期投资收益率与控股股东的即期最优侵占水平负相关,但与远期最优侵占水平无关;控股股东在两期侵占中的即期最优侵占水平低于其单期侵占中的即期最优侵占水平,远期最优侵占水平则保持不变;控股股东非短视,其终极目标是实现控制权私利的长期收益最大化,而获取控制权长期收益最大化也是导致其两期侵占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     

终极控制人代理、两权分离模式与控制权私利

本文在终极控制人代理框架下,研究了三种不同控制机制的控制权私利水平与行为特征.结果表明:1)控制人私利水平与两权分离度正相关,与控股股东现金流权负相关,与股东权利法律保护程度负相关;2)双重股权结构下,终极控制人控制权私利水平随着优先股投票权倍数的增大以边际递减的速度增加,通常选择10倍投票权的优先股设置模式;金字塔股权结构下,终极控制人控制权私利水平随金字塔层级增加以边际递减的速度增大,通常选择3层左右的控制链层级模式;交叉持股结构下,终极控制人控制权私利水平随集团内控制的公司数量增加而增大,倾向于创建庞大的"企业帝国";3)数值模拟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控制权私利水平在6%~8%之间.     

大股东侵占与外部监督的进化博弈分析

为了解析上市公司治理中大股东侵占与外部投资者监督的博弈过程,在分析外部投资者与大股东不同策略下各自的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应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了双方的博弈关系.博弈分析结果表明:大股东的侵占成本,监督管理层的收益,中小股东诉讼对大股东的罚金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博弈结果.外部投资者和大股东两个群体,在三种情况下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大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大股东的股权比例,都显著影响到大股东的策略选择.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同时表明了大股东控制对公司治理的"激励"与"侵占"效应.     

媒体监督与控股股东侵占——一个理论框架

本文利用随机动态优化工具建立理论模型,对媒体监督与控股股东侵占行为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控股股东侵占损害中小股东福利,增大公司风险;媒体监督对控股股东自身福利产生双重效应——财富分配效应和资产减值效应,控股股东最优侵占比例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弱;提高媒体对控股股东侵占现象反应的敏感性,增强曝光力度,能够迫使控股股东更加重视自身声誉,减少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控股股东与媒体的合谋会使其更加大胆地通过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提高自身福利.     

家族企业形成方式、控制权结构与高管来源

运用Logistic回归,从家族企业形成方式、控制权结构两方面研究家族企业高管来源决策的影响因素。讨论了家族企业是否由实际控制人创立、控制权结构与企业CEO来源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相对于其他方式,实际控制人直接创立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家族成员出任CEO,家族现金流权越大(两权分离度越小)、家族以自然人身份直接持股比例越大,企业越倾向于用家族成员出任CEO;此外,企业形成方式与控制权结构之间还具有增量交互效用。研究结果表明,在是否选择本家族成员担任CEO这个决策上,家族形成方式、现金流权是重要影响因素。     

企业利益侵占行为的实施及影响因素

企业利益侵占问题是企业治理中的重要问题,以企业控制性股东实施利益侵占行为及影响因素为研究目标和出发点,构建了不对称股权结构的利益侵占分析模型,研究了企业利益侵占行为的实施及其影响因素的关系,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民营金字塔结构下控制性少数股东隧道效应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对控制性少数股东做出清晰界定的基础上,运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了民营金字塔结构下控制性少数股东剥夺外部股东的隧道效应.结果表明:在保证控制权的情况下,控制性少数股东所持有的现金流权越小,其隧道挖掘越严重;处于金字塔底层的公司资产利润率越低,控制性少数股东越倾向于对其进行隧道挖掘;投资者保护越差,越有利于控制性少数股东的隧道挖掘.相反,在投资者保护较好的企业,即使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较小,即使其资产收益率较低,也不会发生严重的掏空行为.     

控股股东对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深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3~2008年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终极控制人的视角实证检验了终极控制股东特征对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程度越大,其获取私有收益的动机也就越强烈,进而降低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与非国有控制公司相比,国有控制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状况相对较好,由于国有控制公司终极控制股东为获取私有收益降低信息披露透明度的动机相对较弱,其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对公司信息披露透明度的负向影响也就相对较小。     

控股股东代理与企业内生破产

用实物期权方法分析了基于企业价值最大化与基于控股股东价值最大化下企业不同的破产/清算时机选择,并重点分析了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权私利程度对企业破产/清算触发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无负债企业的清算决策相比,负债企业的破产触发较早;与无控股股东企业相比,存在控股股东情况下的企业破产/清算触发较晚,企业价值降低.而且随着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的增加,破产/清算触发更晚.随着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增加,企业破产/清算触发逐渐提前.     

负债融资、大股东控制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负债融资导致了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但同时负债融资对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冲突也具有相机治理作用;大股东控制一方面减少了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另一方面大股东也可能为谋取私有收益而扭曲公司的投资行为.本文建立了一个负债融资对大股东过度投资行为的相机治理模型,并试图通过该模型来探讨负债融资对大股东控制公司投资行为与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因谋取私有收益而导致过度投资的趋势就越弱;负债融资能够抑制控股股东的过度投资行为,尤其是来自与控股股东具有很强谈判能力的债权人的融资,从而有效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不同股权类型制衡度对国有企业双重任务的影响分析

当前国家对国有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使国有企业产生了更加复杂的治理关系。国企关系中,国有股东对经济与社会的双重需求与非国有股东纯粹的经济追求存在冲突与差异,构成了异质委托的特殊情境。在异质委托情境下分析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不同权力制衡,及其对国有企业双重任务的影响机理,可为国有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及国企治理完善提供理论指导。以2010~2017年沪深两市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助多元回归统计分析,实证揭示了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对双重任务的影响差异,以及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滞后影响企业经济绩效的动态作用机理。发现外资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负向影响企业经济绩效,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个人股东及机构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均和企业经济绩效正相关,和企业社会责任负相关;企业社会责任负向影响企业经济绩效;更进一步发现,不仅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经济绩效存在滞后性影响效应,而且企业社会责任在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也存在显著滞后性。     

基于实物期权的技术创新非效率投资行为

考虑市场和技术两类不确定性,构建了同时考察股东和债权人代理冲突条件下"投资足"和"过度投资'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实物期权模型,通过比较企业价值最大化和股东价值最大化两种目标下投资门槛值和企业价值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分别会随着旧债务和新债务的增加表现得越为严重;而新旧债务比例可以作为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的一种辨别条件.进一步,市场和技术两类不确定性对非效率投资及其严重程度的影响作用显示：两类不确定性都会减轻"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然而,市场不确定性减轻"投资不足'的作用更为明显,而技术不确定性更加能够减轻"过度投资'.     

投资者情绪与控股股东迎合——基于公司投资决策的实证研究

在股权集中的所有权结构下,考察控股股东是否迎合投资者情绪增加投资。使用动态面板回归发现,控股股东存在情形下,投资者情绪依然与公司资本支出正相关,但是相关程度受到股东持股比例的影响。在两权发生分离的公司中,两权分离程度越高,控股股东迎合程度越强,不过民营控股股东的迎合程度并没有显著高于国有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与市场化进程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将实际控制人与市场化进程纳入统一框架,深入研究了实际控制人与市场化进程及其交互作用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负债融资扩大了实际控制人可控制的资源,便利了其攫取行为,实际控制人两权分离程度与资本结构正相关,现金流权与资本结构负相关。与非国有实际控制人相比,国有实际控制人通过扩大负债融资获取私有收益的动机相对较弱,其两权分离程度对资本结构的正向影响也相对较小。市场化环境的改善能够制约实际控制人通过扩大负债融资获取私有收益的程度,与市场化进程较低地区相比,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实际控制人两权分离程度对资本结构的正向影响相对较小。本研究不仅丰富了有关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而且有助于深入理解我国公司资本结构不合理的制度根源。     

主要利益相关者显性利益与中小企业业绩转向关系——基于1998～2007中国中小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其寿命普遍较短,容易陷入财务困境.研究中小企业业绩转向,有助于其重获生长能力.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出发,选取1998～2007年发生业绩转向的96家中小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显性利益与公司业绩转向成功的关系进行了二元逻辑回归分析.通过逐步引入各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显性利益,研究发现:在仅考虑非财务类利益相关者的情况下,满足与企业关系更紧密的利益相关者的显性利益的业绩专项更容易取得成功;在考虑所有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情况下,来自财务类的股东、债权人和非财务类的管理层的显性利益则更为重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他们的显性利益越得到满足,转向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基于跨期投资视角的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研究

目前关于大股东侵占行为的研究不仅多集中于单期模式,而且对跨期侵占问题的研究也尚局限于单期范畴.基于跨期投资视角建立了一个两期侵占模型,来研究大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结果表明:1)在两期模型中,控股股东的即期最优侵占水平有所降低,而远期最优侵占水平则保持不变;2)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存在一个临界值,当持股比例小于该临界值时,即期最优侵占水平小于远期最优侵占水平;当大于该临界值时,即期最优侵占水平大于远期最优侵占水平;3)控股股东非短视,其即期最优侵占水平与远期最优侵占水平负相关;4)控股股东的两期最优侵占水平与投资者法律保护力度负相关,当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力度增强时,其侵占水平降低.     

风险转移下的企业动态投资与资本结构研究

考虑到作为内生因素的代理冲突会影响企业资本结构以及信用风险,为此构建了股东风险转移下的代理模型.采用动态规划方法对模型进行求解,并运用数值模拟和参数分析方法,研究股东风险转移以及投资不足所形成的代理问题及其对企业最优资本结构,信用价差以及托宾q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与传统结构化模型相比,股东风险转移以及投资不足形成的代理冲突可以对"低杠杆之谜"以及"信用价差之谜"做出有效的解释;定义了股东风险转移以及投资不足所形成的代理成本后,发现投资不足形成的代理成本更显著;此外,文中也给出了债务融资下企业平均q和边际q随资本存量以及风险转移强度的变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