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贽的“童心说”与华兹华斯命题的研究

中国明朝著名的思想家、评论家李贽的"童心说"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的命题产生于不同的年代和完全迥异的文化背景中。把上述理论和命题置于同一研究视野中,从文学上一贯争论的真与假、情与理、今与古和自然与雕琢四个方面来对其进行论证、分析,可以再次证明文学的本性、共性和超历史性,以及发现其对今天的文学、艺术和社会的启发和意义。     

明代“复古派”与“性灵派”的《庄子》接受研究

＂复古派＂与＂性灵派＂是针对明中后期文坛状况而提出的概括性概念。两者在对《庄子》思想及其文学性的接受上存在着不同样貌,基本涵括了明中后期文坛《庄子》接受的局面。其接受异貌的深层原因与明代文化思潮及其各自的文学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     

吴质与“建安七子说”

曹丕、曹植兄弟的文学侍从之中最著名的实有六人,但曹丕《典论.论文》却提出了"建安七子说",原因有二:一是吴质曾提过"郑国七子"对其有启发,二是为合礼制之需要。     

如何“说”好新闻

"说"新闻以主持人个性化的语言、亲切自然的表述方式迅速在观众心中占距了一席之地。如今各家电视台纷纷开办了杂志类的社会类新闻节目,一时间"说"声四起.本文对如何"说"好新闻进行了探讨.     

性灵说溯源

考察整个南朝文学文论,发现“性灵说”在南朝已初步形成。以范泰、谢灵运等为代表的南朝作家所言说的“性灵”,是指生命本真的自然天性,包括心灵本真的自然情性。从而奠定了“性灵说”重真性情、崇尚自然与个性的核心思想。“性灵说”在南朝初步形成,佛教大乘涅架学佛性论思想的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谢灵运是以“性灵”体现佛性的一个典型。南朝“性灵说”体现了对人“心”的重视,重视体现人本真情性的“心”的灵动与活力。     

原初“是”代词说的来由及其面临的困境

原初"是"为指代词的观点,是系词来源的"代词说"的重要依据。原初"是"的指代词观面临诸多相反证据。首先,不可能以科学方法求得,只可能因错误推论间接得出。其次,汉代学者训释上古经典,遇"是"则照录,决不以"此"释"是"。再次,《尔雅》《说文》明示"是"、此"的对立。各种迹象显示,原初"是"与今天指代词模式相异。     

试论反问句标记“谁说”

“谁说”在现代汉语中可以作为反问句标记,主要起强调其后面引进话语的作用.反问句标记“谁说”也存在很多变体形式,其语义功能与“谁说”大致相同,但存在语气强弱方面的差异.     

“博物馆化”说与“游魂”说——对两种儒学困境观的比较和反思

1960年代美国学者列文森提出的儒学“博物馆化”说认为传统的儒学不仅仅在知识理论上已经无法为现实提供解释和指导,同时也失去了作用于现实社会的能力。列文森认为儒学的“博物馆化”是儒学人文精神与现代工业社会之冲突导致的必然宿命。余英时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儒学“游魂说”则重在反思当代儒学研究与现实生活脱离,从而导致了儒学仅仅成为知识理论化的存在。儒学的人文精神并不与现代工业社会存在根本冲突,恰恰相反,儒学人文教化的精神适足以为解决社会分工带来的异化问题提供文化资源。儒学的复兴必须是学术理论层面的突破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建设同步进行。     

重提张志公“特殊工具”说

张志公提出的语文“特殊工具”说，是现行语文课程标准关于语文性质的定义“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雏形。对于正确理解“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纠正目前存在的“泛人文性”倾向，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镜子说”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本文批评以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为代表的文艺理论体系，认为蔡仪的文艺理论的出发点──“镜子说”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     

《长恨歌》“讽谕说”质疑

在对《长恨歌》主题的研判中,持“讽谕说”者在认识、理解乃至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偏颇。本文着从陈鸿对《长恨歌》主题的妄猜、历代评论家常犯的美刺原则扩大化错误以及他们对《长恨歌》主题倾向枉解三方面,对“讽谕说”提出了质疑,从而指出,推崇“讽谕说”者,是在怒视文本、背离作者本意的情况下,以比附、推演的方式不适地为《长恨歌》确定了“讽谕说”的主题。     

“新潮”新文学观探析

“新潮”新文学观是一种启蒙话语,其民族化与欧化倾向遵循了口语化的语言发展规律,但它忽略文本的形式建设,对传统文学亦表现出理论与实践上的矛盾态度.“新潮”新文学观具有深层的心理动因及文化选择意识.     

由“童心说”管窥李贽的美学思想

“童心说”是李贽美学思想的核心。李贽从“童心说”的观点出发，以绝假纯真为审美原则，提倡“自然之为美”，反对“中和之为美”，主张无意为文，反对有意为文的美学思想。这些关学思想，无论在理论上和创作上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不可说”的悖论——维特根斯坦理论框架下《伤心咖啡馆之歌》的解读

美国南方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恰如其分地契合了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悖论。小说中通过语言书写的是三角恋和复仇的通俗故事，而女性意识的觉醒、性别取向的焦虑和人类存在的意义等深层主题则隐含在表层语言之中。这一创作理念的运用，避免了枯燥乏味的道德说教，同时丰富了作品的阐释视角。     

《说文》“匕”部字及含有“匕”部件字研究

《说文》对"匕"字的解释包含两层意思,"相与比叙"和"用以取饭的器具"。从古文字字形考察,是原本来源不同的两个字混同为一个字。在《说文》系统中,"匕"部字和其他含有"匕"部件字构意大体不出《说文》的解释,结合古文字和相关文献,可以进一步理顺相关字的释义。     

梁启超“情感说”的人生论美学意义

粱启超的"情感说"建立在分析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并推及人生观。他认为,文学作品是情感的表现,好的作家只有具备高洁的情感,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传世名篇。在人生中,情感的稳定指向是趣味,一种高级的趣味,必然关乎伦理,关乎宇宙人生。总体来看,梁启超的"情感说"试图建立"小我"与"大我"之间的桥梁,推崇一种超功利的人生态度,将崇高与"无我"当作人生的追求,因此,"情感说"就具有了深刻的人生论美学意义,体现了终极的人文关怀。     

劳思光“一系说”述评

宋明理学流传久远,派系繁多。分系的意义在于揭示理学发展的内部机制、整体结构和发展规律。劳思光认为宋明儒之理论形态历史地展开为三个阶段:周、张的"天道观"和"宇宙论",程、朱的"本性论"和"形上学",陆、王的"心性论"。从其应对的基源问题"肯定世界"来反观各自的理论效力,可以视三者为"回归孔孟"的一场整体思想运动。"一系三阶段说"是从价值论角度来判别宋明儒解释世界的效力,这是主要的但并非唯一的维度。分系和理论效力问题本身都需要标准,而标准之设定必然因为理论所应对的问题与制定者个人识度之不同而具有相对性。     

袁枚“性灵说”再认识

“性灵”有哲学的和诗学的之分,学人对于袁枚“性灵”涵义的看法,多从哲学层面去理解,其实袁枚所谓“性灵”是从纯诗学角度立论。具体地说,袁枚“性灵”是指诗性的天性灵智,诗性的天性灵智包括天分学力两者,诗歌艺术都是诗性的天性灵智的产物,也只有凭借诗性的天性灵智写出来的诗才真实鲜活有风趣。     

浅析晚明小品文对“性灵说”的理论诠释

“性灵说”是明末著名学派公安派的文学理论主张,其核心是强调文学作品创作要直接抒发作者的心灵,表现真情实感,是作者个性化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其学说给晚明那僵如死水的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其理论影响晚明小品文的创作.同样,晚明小品文也体现“性灵说”的理论主张.     

日语中说“不”技巧的研究

日本人崇尚谦虚的美德、暧昧的精神,因此要拒绝别人、对别人明确地说“不”,对于日本人来讲是极其困难的,而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我们要准确地把握好这个尺度则更是难上加难。该文旨在通过对日语中的说“不”技巧的研究与探讨,使我们加深对日本人以及日本文化的理解,真正掌握对日交际中说“不”的艺术,避免由于不同文化背景所导致的交际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