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90年代旅德游记中德国人形象与现代性启思

20世纪70—90年代旅德游记作品塑造了冷战时期以及冷战结束之后的德国人形象,描述了不同类型的德国人物特征。随着中国学人对德国社会的了解不断深入,德国人的形象也得到了全面而客观的展现。德国人形象的塑造与变化反映了中国学人对西方现代性的认知、想象与理性思索,呈现了中国学人的主观诉求与心路历程,反映了中国学人在文化自觉中的体验、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以及对现代性道路的反思。     

唐中后期宦官社会地位的改变与社会认同

唐中后期,宦官的权势日益增长,政治地位不断提升。宦官为提升自己的社会形象也做了诸多努力,如塑造完整的家庭、争取文化认同等,其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掌握文化主导权的士人亦通过各种手段对宦官的努力予以排斥,使得宦官塑造完整家庭、争取文化认同的成效大打折扣,导致宦官提升社会地位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     

《喜福会》中美国华裔女儿的灵魂之旅

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在《喜福会》中塑造的第二代华裔女儿,有着比母亲一代更为复杂的文化认同和身份危机,她们排斥祖先文化却又不为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处于文化夹缝状态的女儿们与代表中国文化的母亲从冲突、对抗到最后理解、调和的漫长过程就是她们在文化和种族身份定位中,从迷茫到成熟的过程。二元对立是确立华裔移民女性自我身份的最大障碍,华裔身份的危机是可以通过异质文化间相互沟通、兼容共存来消除的。     

“和谐世界”理念下的国家形象塑造

在“和谐世界”理念下,良好的国家形象塑造,需要转换经济与文化在国家形象构建中的优先序列,用文化优先替代经济优先,构建“文化中国”的国家形象;在国际社会中,中国要有所作为,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而亲善睦邻,营造“周边和谐”,是提升“和谐世界”理念感召力和影响力的关键。     

《灵感女孩》中圆形形象的叙事学分析

通过巧妙的叙事安排,谭恩美在《灵感女孩》中,创建了圆形形象,成功地提高了妇女的地位,并进一步暗示了颠覆父权社会和恢复女性世界力量的可能性。通过重建女性力量和提高女性地位,谭恩美成功地在男权社会中重建了失落的女性主体性,并进一步期望建立一个没有等级安排的,男女主体性平等的和谐社会。     

老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老舍的著作中,塑造了许多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气质纯真秀美且富有灵性的女性,家庭恶妇女形象,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新式女性和贤妻良母型的传统女性。生活在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的老舍,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因此老舍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表现出了深层的文化心理倾向——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尤其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西方文化的怀疑和排斥。     

流散与融聚——谭恩美与严歌苓文化认同之比较

谭恩关和严歌苓是九十年代海外华裔文学的领军人物,都为我们提供了华裔在异域的生活经验和心路历程。由于生活背景不同,她们在文化认同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叙事话语和刻画的华裔女性形象上。为了融聚在美国主流文化之中,谭恩美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而严歌苓作为流散文学的代表,站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反思海外华人在异域生活的文化认同。     

《水浒传》女性群像的类化与解读

一部描写中国宋代社会风俗史的《水浒传》 ,在塑造了众多侠肝义胆男性形象的同时 ,也为我们描绘了千姿百态的女性形象。对《水浒传》妇女群像进行梳理 ,并从文化层面进行分析 ,不仅可以了解作者复杂矛盾的妇女观 ,也能进一步认识妇女群像极富时代特色的文化蕴含。     

论四个知识分子典型的文学史意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孔乙己、潘先生、高觉新和方鸿渐形象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塑造最多的典型形象。而鲁迅塑造的孔乙己,叶圣陶塑造的潘先生,巴金塑造的高觉新,和钱钟书塑造的方鸿渐,最突出地表现了中国旧时代知识分子的弱点,他们是从心理上深刻反映我国封建制度崩溃前后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形象,是中外文学史上独有的旧时代总结性的弱点型知识分子形象。这些形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知识分子形象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的体现,是推动社会变革的现代作家心态的佐证。正因如此,这四个知识分子典型,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四座知识分子形象的高峰。当然,这四个知识分子典型的塑造与作家的写作身份,包括文化环境、生活体验、视角视点、心理诉求以及审察生活的立足点密切相关。     

井上靖中国题材历史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分析

20世纪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创作了大量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通过对作品中中国的描写和中国人形象的塑造,表现出他对中国与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与看法。文章拟通过对其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分析,指出他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的特点,以及这一形象与文本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关系,并进一步运用形象学理论来分析这一形象的意义。     

遥远的“他者”：杜拉斯笔下的中国形象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是一位善于赋予地理位置和特定空间以特别意义的作家。在《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等小说中，她借助想象性的描述，使印度支那的中国都城——堤岸蕴含特定的文化意蕴。在异域地理景观和空间化的情境中，建构出一个体现文化差异性或对立性的“他者化”中国形象。她笔下的中国形象，是想象和现实掺半的虚构物。在中国形象身上，投射了作者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内心深处的情感欲望、复杂隐晦的心理动机以及更深层的焦虑及文化自觉意识。     

舒婷爱情诗的继承与背叛

舒婷的爱情诗是中国爱情诗史上不可或缺的力作。她笔下的爱情极为鲜明地表现为一种东方式的爱情,她的诗歌是对于我国优秀古典文化的继承和延续。在保留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思考方式和含蓄、隐晦的表达方式的同时,她以大胆而新颖的诗歌意象创作现实对中华民族时代相传爱情理想的反叛,用崭新的爱情观念和顽强的人格力量重塑了中国现代女性的独立形象。     

女仆的胜利——从《沉香屑》看张爱玲小说对"东方主义"的解构

张爱玲是她所处那个时代少有的清醒者,她用自己独特的女性视角来看待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的深刻影响。张爱玲利用叙事语言中的断层,揭示了中国和西方的等级观念,以及处在西方的"东方"视角关注下的中国女子的悲剧性命运。在她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中,通过对女仆"睇睇"和"睨儿"的刻画,中国的主体性在"被看"的同时成为"看"的主体,将西方的"东方"幻想摆在了被审视的位置。     

论全球化文化现象背后的文化冲突和差异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同时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核心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必须在自己纳入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进程中时刻保持对文化建设背后所蕴藏的复杂问题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和文化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文化多元化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文化不平等关系或文化差异和冲突。在正视文明冲突、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因素,始终紧紧把握住对主流文化的控制权的前提下,我们必须以海纳百川的胸襟迎接世界文明的洗礼,以扎实的工作、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形式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文化事业。     

论林徽因小说的中西文化交融技巧

林徽因是在中西方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女性作家,既受传统文化的浸染,又受西方人道主义和现代派理论的影响,具有两种文化身份和广阔的文化视野。她的小说无论从内容和技巧上都具有中西文化的因子。文章着重就林徽因小说中西文化交融技巧作一探析。     

一部中西文化交融之作——赛珍珠的《帝国女人》

《帝国女人》是赛珍珠以慈禧太后的生活为蓝本创作的一部作品,由于翻译的原因,在中国还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在结合中西方叙事方式的同时,赛珍珠从自身独特的中西文化互渗的视角,向读者展现了慈禧传统又独立的个性,这部小说一方面描写了慈禧作为女性统治者刚强的一面,另一方面也细腻地刻画慈禧丰富的情感变化,彰显出女性意识,丰富了慈禧这一人物形象。     

论宗璞散文的生命意识

在当代文坛,宗璞以小说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实,宗璞的散文艺术成就并不逊于小说。宗璞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她的散文既具有中国传统散文的典雅,又表现出尊重个体生命价值的现代意识,另一方面,学者和女性的双重身份,也使宗璞散文呈现出深邃的生命意识与细腻的生命感悟并存的独特风格。     

中西宗教观的共融——赛珍珠作品《群芳亭》中的宗教观

赛珍珠是在中国成长起来的美国女作家,其父母是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她从小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因此,在她身上体现了基督教与佛教中西两种宗教观的共融。这种共融性也体现在她的很多作品中,尤其是在她的重要长篇小说《群芳亭》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凌叔华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蕴

最能体现凌叔华小说创作意义的是她的小说集《花之诗》和《女人》,因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有别于同时代作家笔下的“时代新女性”,而被称为“新闺秀”小说的代表,不管当初这个称谓是褒是贬,但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认为,凌叔华小说中的闺秀形象有深远的文化意蕴：这些女性形象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明化育的结果,同时又是人类女性身份中生与俱来的特质与必然结果。     

在悬崖边舞蹈的灵魂--试论弗吉利亚·吴尔夫的死亡意识

弗吉利亚·吴尔夫由于其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独特的个性,一生都处在生与死的纠缠之中.一方面,死亡的意念挥之不去,另一方面,她又与这种意念不懈地抗争.生存还是毁灭的思考成为她作品的重要主题,同时她也力图通过创作探寻到存在的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