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民族传统初论

本文是作者长篇论作《中国古代小说民族传统》的前两部分。文章从中西小说差异研究出发,着重论述了中西方小说起源的不同、描述体制方法的不同,深入探索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传统。中国古代小说由集体创作发展为个人独创,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相互影响和推动,是有别于西方小说的两个特色。     

《歧路灯》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歧路灯》是真正的文人独立创作的、以家庭为中心描摹世态的杰出长篇白话小说,是中国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这一写实主义传统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中间环节,它既是《水浒传》《金瓶梅》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者,又是与《红楼梦》在几乎相同的历史条件下,由具有不同世界观、艺术观的作家的不同创作实践下的产物。     

明清长篇家庭小说“家庭矛盾”之解析

家庭矛盾在明清长篇家庭小说中是一种普遍性存在。从小说情节来看,"家庭矛盾"是建筑长篇家庭小说叙事大厦的重要框架;从矛盾内容本身来看,这些家庭冲突及斗争除具有普遍性的特点之外,还表现得极为激烈和难以调和,极大地彰显出中国古代家族纷争和纠葛的残酷性。家庭小说作家在家庭矛盾的思考中似乎寄托着深层的隐喻意义,因而家庭矛盾亦是明清长篇家庭小说重要的类型特征之一。     

略论《水浒传》宗教描写的客观意义

从中国古代小说的题材处理看,与文言短篇小说以虚幻情节表现人情世态不同,长篇白话小说跻身文苑之后,大都以现实情节来编织故事和塑造人物。这自然要把从明中叶出现的如《西游记》一类的神魔小说除外,此种文学现象涉及小说发展的源流,这里不再论列。 《水浒传》的题材,它泛滥百家,贯穿三教,其蕴含可谓精深博奥,包罗万象。小说引人入胜之处,首推人物的鲜灿,情节的生动,主题的深刻,其次,如小说中的宗教描写,亦颇具思想和艺术深度。     

韩(朝)《玩月会盟宴》与中国小说之比较

认为李氏朝鲜时代的长篇家门小说《玩月会盟宴》明显受到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表现出韩(朝)封建社会对“礼”“孝”的正统认识。其主题思想脱胎于儒家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学,与中国清代思潮几无相涉。作品的本民族特色体现在对家门血缘的极端重视,在艺术上有其独到之处,所蕴涵的封建卫道士思想使作品内涵黯然失色。     

“劝惩”意识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衍化

中国古代小说自汉代始,便具有了要服务于儒家政教伦理的要求。此后的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基本延续了这一小说观,并逐渐衍化为中国古代小说特有的一种劝诫意识。在唐传奇中,开始普遍出现以起首、结尾的“引子”“楔子”来暗示、解释小说叙事立场的“劝惩”结构。到了宋元明的话本、拟话本小说,尤其是明清世情小说中,小说家们更多将劝诫题旨内化到小说的深层肌理。“劝惩”意识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的题材选择、结构形态和审美视野。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空间叙事理论探微

本文提出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理论是中国古代空间叙事理论遗产，评点家把自己的批评眼光落在叙事中的空间意味和空间功能上，关注空间问题，以空间为评点的基础和出发点。本文理空间叙事理论概念，对此进行整合与比较辨析。空间叙事与时间事共存于文本之中，它们的关系表现为时间的形态化、空间化。古代小说评点的空间叙事理论非常丰富，也非常突出，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遗产清理，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古代评点的空间叙事理论，与西方重视时间的叙事理论相对话。     

评《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史》

中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但自古轻贱说部、近代学者多套用西方文论,给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唐代以前小说)的研究带来种种局限。杜贵晨同志《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史》弥补前人之不足,对中国古代(特别是唐以前)小说发展源流作了系统研究,在加强文学史整体观照的基础上,运用多种角度、多种方法的分析阐述,力求创造学术史专著既科学严密又生动活泼的论述体例。     

中国古代小说探源论略

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问题，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关键性论题之一。该论题在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主要论说有：黄帝说、稗官说、史传说、唐宋说、诸子说、神话说、休息说、方士说。20世纪末学术界又提出“多源说”。此说突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式，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和萌芽提出新的见解，在当今学术界中，引起较大反响。本文用对比论证的方法进一步阐述“多源说”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四大古典小说叙述结构中的预述机制

被称为我国四大古典小说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是在古今读者群中广为流传的4部长篇白话小说,它们代表着我国古代长篇小说最高的思想和艺术水准。对它们进行叙述学研究是个较新的课题,能为中国古代小说史的著述提供一种新的方法。本文仅从叙述时间中的预述这一角度对之进行阐释论述。     

不同的文化相似的命运——《孔雀东南飞》与《潜水鸟》对比阅读

《孔雀东南飞》中以孔雀为起兴，叙述了主人公刘兰芝被逐出夫家，最终投水自尽的悲剧命运。《潜水鸟》中以潜水鸟为象征，讲述了皮格特不被主流社会接受，在经历了迷茫、寻觅、无奈、幻灭之后葬身火海的悲剧。加拿大作家玛格利特·劳伦斯的小说《潜水鸟》与中国古代长篇叙述诗《孔雀东南飞》之间有许多的类似，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出发，对两部作品的叙事风格、人物性格刻画、象征意蕴以及语言特色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中国古代的小说概念以及历代古文家的“小说气”之争

中国古代的小说概念以及历代古文家的“小说气”之争张兴璠在中国古代，小说是个特殊的概念，并有个演变过程。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古代以诗文为正统，小说一直未能取得应有的地位，历代古文家对于小说的看法，对于古文家是否应该写小说，古文中是否可用小说手法等，也...     

明清小说评点的现代征兆

<正>明清以前,小说多以寓言、神话、传奇形式出现,人物数量较少,情节比较简单,形象画面也较粗略,主题也较为单纯集中,小说理论基本上还没有接触到小说的整体化构思与运作问题、随着明清小说的日臻成熟.特别是一系列长篇巨著尤其是世俗人情小说的出现,小说评点便相应地蓬勃发展起来,成为重要的文学批评形式活跃在文坛上,不仅开始注意到小说的本体特征,而且开始接触到与小说本体特征密切相关的整体性艺术思维问题,而现代系统方法的突出特征正是要关注整体研究途径.     

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影响下的宋元话本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至宋元,出现了重要的转折,即以文言小说为主转变为以白话小说为主。这一转折对小说在明清时期达到全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根本上讲,促成这一转折的原因乃是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市民阶层的壮大。标志着这一转折期的作品是宋元话本小说,它的产生、发展与城市经济密切相关,它的思想内容、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以及表现技巧无不带有市民文化的印记。因此,研究宋元话本与城市经济、市民文化的关系,对于深入掌握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三言”对文言旧本的借鉴与改编——以《蒋兴哥》与《杜十娘》二篇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自宋之后,就有文言、白话两条线索交互发展,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因文言小说诞生与发展在先,故白话小说多受其影响。本文尝试以冯梦龙“三言”中的两篇代表作《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为例,来探究“三言”对同题材文言旧本的借鉴与改编。     

筚路蓝缕 填补空白——万晴川教授和他的中国古代小说与神秘文化研究

神秘文化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是以前少有人涉及的领域 ,万晴川教授在这一方面作了许多艰苦而有益的探索 ,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内容涉及到命相、谶纬、占梦、占星、占候、占卦、道家房中术、藏传密宗、民间秘密宗教等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关系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出版了专著《命相、占卜、谶应与古代小说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 ,2 0 0 0 )、《房中文化与中国古代小说》(作家出版社 ,2 0 0 1) ,另有专著《巫术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即将付梓 ,此外 ,作者还正在写一部《江湖文化与中国古代小说 ) ,不久也将杀青。对于神秘文化 ,我们过去有误…     

《水浒传》对中国古代奸情小说的影响

奸情小说是指那些以描写男女主人公通过奸计等手段,勾引女性,以达到与之淫乱、成就奸情之目的为主要情节的小说。中国古代奸情小说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许多因素对它产生过影响和作用,其中《水浒传》有关奸情情节的描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该书对中国古代奸情小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奸情构成过程中担当“拉皮条”的第三者出现;二是奸情情节描写的三阶段结构布局;三是奸情描写中关于“捱光”的说教内容。《水浒传》正是从上述三方面为中国古代奸情小说奠定了最基本的创作模式。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教学方法的思考

中国古代小说作品丰富,涉及问题复杂,教师应该探索多种教学方法,使学生们有兴趣学习古代小说.在古代小说教学中,整体认知、综合分析、精讲细读、集体讨论、模拟写作都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教师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以保证教学的有效进行.     

因果报应思想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常见结构模式

因果报应思想进入小说,成为小说情节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构筑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总体结构模式：情节巧合、预叙特征与大团圆结局。这一模式赋予了中国古代小说足够的传奇性与叙事结构上首尾相接、因果完整的特点,受到当时群众的广泛接受与欢迎;但与此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小说家在情节叙述上的思维创造力。相似的情节发展曲线,雷同的结构模式,构成古代小说的一大特点。中国古代小说的公式化、模式化传统也因此而形成。     

五四小说纯雅身份的形成

在中国古代，诗歌是纯雅文学，与经国伟业相联系，相比之下，小说则地位低下，属街谈巷议、稗官野史之类，难人大雅之堂。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古代读书人所瞧不起的小说不仅逐渐位居文坛中心，而且由发生学意义上的“俗文学”升格为“纯文学”，担当起启蒙之使命，获得了现代“纯雅”文学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