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力学的启示

回首20世纪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其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或许就是科学与哲学的交互渗透和融合，科学家与哲学家的共同影响和推进。比之于19世纪由黑格尔的思辨体系招致的科学家对于哲学的普遍反感或敬而远之，这一现象或倾向就尤为难能可贵，但导致这种现象或倾向的主要动因，则显然并非什么对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或是两种文化之间“联盟”的自觉意识，而是科学和哲学自身理论发展的现实需要。时势造英雄。20世纪初物理学革命风云际会，要求物理学家们突破经典的理论框架，去尝试重大的理论创新，去寻求适合于新的实验现象的概念和原理，…     

移植、融合、还是革命?——论中国传统科学的近代化

对于中国传统科学向近代科学过渡问题,当代学者持不同看法。这些看法可以归结为四种,“移植”说、“转换”说、“融合”说和“革命”说。“移植”说是最流行的看法。这种看法强调了中国传统科学近代化是移植西学的结果这一特征。刁培德提出的“转换”说强调中国传统科学近代化是“哥白尼转换”。①李约瑟(Joseph Needam,1900-)的“融合”说强调不同文明中的传统科学世界化是一个融合的过程。②席文(Nathan Sivin,1931-)则把在西学影响下,中国17世纪天文学复兴看作一场有限的革命。③这几种看法,就其各自概括中国科学近代化某个方面的特点说,都没有错。我比较倾向用“革命”概括中国传统科学近代化。不管对“科学革命”这个词有多少种不同的理解,“革命”这个词既可     

中国近代科学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科学社会史科学,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理解。一是把它作为知识体系,二是把它作为研究活动,三是把它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此相应,科学史研究也应该在这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把科学作为知识体系的历史研究,形成了所谓“内部史”。18世纪诞生的“学科史”和19世纪发展起来的“综合史”,都属于内部史。对综合史作出了宝贵贡献的大家们,如孔德(A.Comte,1798—1857,法)、     

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点评

值此世纪之交,在回顾即逝世纪和展望未来世纪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想把眼前的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比喻为一位“灰姑娘”。这句话的含义绝对不是要贬低—我也绝对无意贬低—技术哲学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如果从现象层面或事实层面来看问题的话,也许应该说,现代社会首先是一个“技术社会”,其次才可以说它是一个“科学社会”。对于科学和技术的相互关系,在西方学术界有两种“极端化”的观点：一个极端是把技术视为“应用科学”（认为技术“从属”于科学）;另一个极端是把科学视为“理论技术”（认为科学“从属”于技术）。从“表面观点…     

论科学编史学的“苏(俄)学派”

20世纪出现的科学编史学“内史论”与“外史论”之争,虽然各自能一定程度上解释科学的发展现象,但过于极端的做法并不能令人满意,对于科学发展也存在认识上的不足。而依托苏联(俄罗斯)科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三位代表人物形成的“综合论”学派,具有辩证且立体的学派理念、目标方向、特征表现,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学术眼界。对于学术界更全面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学成果、科学活动、科学价值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21世纪--中医药学走向世界之契机

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发扬中医药学可以造福于全人类。中西方医学是互补的 ,互相不能取代 ,但经历一二百年可能会走到一起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中华文化大发展始于战国时代 ,如果说今天是“世界战国时代”的话 ,估计中华文化的爆炸式新发展将起始于 2 1世纪 ,中医药学的发展亦将同步。中医药学腾飞的条件也已开始具备 ,那就是中医药学与世界第二次科学革命相结合。可以想见 ,2 1世纪的中医药学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科学之林。但这必须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架设一条高速公路 ,实为当务之急。一、中医药…     

应用科学与应用科学革命

人们常说的“科学革命”,实际上指的是“基础科学革命”;应用科学对于科学、应用科学革命对于科学革命像是个婢女,处于从属的、被掩盖的和被漠视的地位;这实际上为近现代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脱节,以及为基础科学的大部分成果很难或几乎不可能转化为生产力,埋下了隐患。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成就排列表明,历次应用科学革命之后实际上都发生过应用科学的革命性发展,因而导致历次技术革命的发端,只是由于“婢女”被漠视,才使人感到科学与技术、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之间的关系好像断了线。文章根据搜集到的大量历史事实,加以排列,认为不论从历史事实还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逻辑关系考虑,都应该将这个空缺补上。为此,提出了应用科学革命与基础科学革命的区别、应用科学革命的必要性、应用科学革命的范式结构和历史分期。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看到：过去所谓的“科学革命”实际上是基础科学的发展和变革的产物;世界科学中心在国家间的转移经常是由应用科学的发展和变革引起的;所谓“大国崛起”不过是产业革命发展的阶段性变革的产物。     

1980年代中国科学哲学发展的若干特征——从《自然辩证法通讯》看

纵观20世纪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80年代的科学哲学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功能。所谓承前，就是承继“五四”以来科学哲学发展的传统；所谓启后，就是开启中国科学哲学发展的新开端、新阶段。我们回顾历史发现，踟年代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与《自然辩证法通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从《自然辩证法通讯》可以看到这一阶段中国科学哲学再生、起步与发展的缩影，     

汤川秀树和日本文化——一个关于科学文化学的个案研究的粗浅尝试

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虽然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等不同角度对它进行研究，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类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文化学”。其中，一个典型的个案就是日本的第一个诺贝尔匀获得者汤川秀树。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无法真正说明象他那样的科学精英何以能够出现在政治和经济形势极端恶化的三二年代的日本这一事实。本文企图从文化背景（历史因素）、文化环境（现实因素）这和文化选择（个人因素）等三个方面来分析汤川秀树成为科学精英的原因。方面的探讨可能预示了“科学文化学”这一新的研究方向。     

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

几年前,我曾在一篇论述科学革命的文章中指出:科学革命是科学观念(科学理论的基础或框架,即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的急剧而根本的改造。我还通过历史上的几次科学革命的案例研究,概括出科学观念改造的几种方式:彻底取代,旧名新意,合理推广,辩证综合,包容蕴含,标新立异。近读语言哲学的有关文献和托马斯·库恩教授的近作,尤其是他三篇一组的Shearman纪念讲演,使我获益匪浅,启迪颇深。我觉得,从语言哲学这一新视角来观察,可以洞见科学革命的深层结构和科学发展的内隐真相。进而言之,整个科学,乃至整个人类文化起源的秘密也许就埋藏在语言之中。     

传统中医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试释这一奇特现象

摘要从公元前一、二世纪的西汉时期开始,中国运用阴阳、五行等思想解释健康和疾病,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科学”的治疗和预防疾病的医学体系,在中国运用与发展了两千多年,这就是“中国传统医学(CTM)”。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中国医家对中医按科学和理性精神进行了整理、消化和吸收,使之切合于当代医学知识体系,这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传统中医(TCM)”。中医在16世纪就为西方有所了解,尤其是针灸,18、19世纪之交在欧洲曾风靡一时。但接着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由于现代生物、化学、医学的兴起,中医在西方受到了冷落。到了20世纪70年代,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传统中医再次在欧洲和美国大受欢迎。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传统中医在临床上的效果,而是在于西方工业化国家中产生了一种宽泛的思潮,即对不加区分地用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人类生活、开发自然所带来的危险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在这种危机感下,西方人迫切需要一种对人体改变不大,对环境破坏较小,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医学体系来补充或取代西方现有的生化医学。传统中医,特别是针灸,在西方得以流行,就是得益于这种对科学技术造福人类、不断进步的观点表示怀疑,对现代科技对环境的破坏表示忧虑的危机感。文章主要是通过对欧洲的环境主义和对科学技术的怀疑主义的背景分析,解释为什么“传统中医”能在这一思想大趋势中进入到西方社会。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中医”是对“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性的整理和吸收,这使得它比较容易为强调科学和理性的西方文化所接受。“传统中医”当今在西方受到欢迎,这一奇特现象当从以上两方面进行解释。     

试谈库恩的 不可通约性 论点

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 of theories)论点,自从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于1962年提出以后,受到了科学哲学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它涉及到科学进步的本质,涉及到理论选择问题,尤其涉及到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冲突和争论,所以,有必要作深入的探讨。我们知道,库恩强调科学的发展是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交替出现。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使他闻名遐迩。他的理论被称为科学革命的理论,他被称为“革命论者”(Revolutionism)。标志着这种革命变化的,则是新旧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库恩说:“从科学革命中实现出来的常规科学传统,与先前的传统不仅逻辑上互不相容,而且两者经常在实际     

李约瑟论《周易》对科学的影响

易学历来旁及科学,这已是定论。８０年代以来,这种旁及似乎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显得突出,以致形成“科学易”与“人文易”对举局面。为了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相结合,这种努力是值得赞许的,但方法上有些问题,主要缺点是夸大了《周易》对科学的积极影响。李约瑟对此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他认为,从一开始,《周易》对科学的发展就是一种灾难性的障碍。但他的观点也有片面性,应该说这种影响正负两面俱在。为了把这个复杂问题（从广义上说,也就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引向深入的研究,这里对这位大师的论点,作一全面介绍,也算是对他的纪念。     

全球科学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试探联动和比较的跨文化视角

全球视角可以说是二十一世纪以来科学史上最受瞩目的学术趋势，基于此种视角展开论述——“全球视角下的科学”或“全球科学史”，正是方兴未艾。本文首先回顾近三十多年以来科学史领域中的“全球转向”，重温主要的认识框架和观点，其次探讨“多中心”世界这一构想和比较视角对自然知识的全球史所具有的意义，提出运用一种相对的观点，将现代科学视为在世界各地展现和发展的众多知识实践之一，使得科学史转化为一种全球化、去中心化的历史。最后以药材知识的案例设想一种全球知识史的框架——刻画文本和实物跨地理界限的流动以及多种文化在生产知识的实践上所呈现的多样性。     

无产阶级运动与现代科学的结合——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作

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要重温一下恩格斯在马克思安葬时的墓前演说中的这样一段话: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非达尔文革命"与"进步"的观念

通过“非达尔文革命”的概念,鲍勒对“达尔文革命”的正统形象提出了质疑。鲍勒认为：达尔文主义不是19世纪进化论的主题,现代“综合理论”的产生相对独立于达尔文所提出的自然选择学说。因此进化论的历史不等于达尔文主义的历史。鲍勒对进化论历史的重建表明,以“发育”模型为基础的进化论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进步”的观念是这种“非达尔文”进化论发展的线索,《物种起源》的出版并没有阻断这个发展过程。由此鲍勒重现了“进步”的观念在19世纪的连续性。对“进步”观念和进化思想之间关系的考察,不仅对于重建进化论发展的历史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也是理解我们这个现代世界的必由之路。     

怎样概括机器的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十三章的“机器的发展”这一节中,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分析了十八世纪以来到十九世纪中期机器发展的历史,他科学地进行了概括,指出“一切已经发展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具机或工作机——构成。”并认为工作机的出现,使机器从手工工具中分化出来,成为机器区别与手工工具的最本质部分。这一概括,对于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中期     

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

1966年至1976年,我国经历了一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尤其是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受一场历史上罕见的浩劫。在这个对文化进行“革命”的浪潮中,举世景仰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被看作是“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创科学革命新纪元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反动理论”,都成了要“批臭”、“批倒”,使之“永世不得翻身”的“革命对象”。这个历时     

美国历史上的贪腐时代:求官者要官不成杀死总统

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一个所谓的"镀金时代".这一时期,美国的工业产值迅速赶超英法德等欧洲强国,与此同时社会财富急剧积累.但这个时代恰恰也是美国历史上政治最腐败的时期,政党分赃、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现象滋生蔓延,最终激起社会强烈的改革要求.     

哈维“生理学革命”的社会历史背景

17世纪哈维的生理学革命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循环思想、对心脏的认识和目的论思想，建立在盖仑的解剖和实验方法、以及由此得到的概念系统和材料基础之上。近代的经验论、数学方法和机械论思想都为其提供了社会基础。哈维是西方传统医学向近代医学转变的枢纽式人物，其革命是累积的结果，对于科学思想形成应从社会历史中寻找原因，其中“错误”的思想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