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启蒙”论及其学术影响

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背景下出现的“救亡-启蒙”论,以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在当时切合了投身中国革命又经历“文革”的一些人的反思,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救亡-启蒙”是追求“启蒙”的中国现代史叙事,作为新的历史解释模式,突破了传统“革命史”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给我们带来了中国现代思想史新的研究角度,丰富了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认识.在“救亡-启蒙”论中,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原点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五四运动中救亡是否压倒了启蒙等成为当时重要的学术议题.这些观点上的争鸣,是思想界重现“百家争鸣”现象的重要表征.     

晚明至清初思想流变中的“近代早期启蒙”幻影——19世纪中叶中国近代早期启蒙思潮的滥觞(之一)

本文在比较探讨了东西方近代启蒙思潮的诸种类型后指出:晚明至清初的社会形态不可能孕育新的思想变革。李贽的反传统思想仍属中世纪异端范畴。顾、黄、王等哲人批判封建理学和君主专制,但仍保持儒学纵向反省鉴旧的传统价值取向,鼓吹儒学尊经崇圣的道统观、“复先王三代之治”的政统观和“夷夏之防”的民族观,旨在实现汉族地主阶级“反清复明”的政治理想。此时舶来之西学内容陈腐,加之儒学传统和专制王权的抵制,难以促成“中学”转型。     

当下中国“新启蒙”与“后启蒙”：虚妄的共谋

张光芒和张宝明作为当下中国“新启蒙”和“后启蒙”的鼓吹者，在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基本准则方面，有着诸如“建构”和“解构”等很多不同。然而在坚持各自异质的同时，他们力图正负互补、达成心照不宣的共谋。这种理想化的共谋在当下全球化、大众化的浪潮中，注定是一种备受质疑的悲壮宣言。     

报章与启蒙：中国近代报刊“论说”的文体选择

作为一种古已有之的文体，“论说”在报刊时代有了新的境遇。在传统“论说”文体的基础上，报刊知识分子在清末民初创造了种种新的话语体式，诸如“策论体”“新民体”“演说体”“逻辑体”“新青年体”等。本文将文体形式与启蒙路径结合起来，着重分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如何通过选择报刊“论说”的文体形式来达到向导国民、启蒙社会的目的，进而探讨各种论说文体与不同启蒙路径之间的复杂联系。     

论陈独秀启蒙思想与晚清社会思潮的内在关联

晚清社会思潮经历了从经世到维新再到立宪的演变进程。在这个纵向的演变进程当中,晚清的社会思想也在逐步的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也就是它的不断发展和转变影响了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选择。晚清社会思潮对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所进行的深入研究奠定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陈独秀的启蒙思想与晚清社会思潮有着难以割舍的内在联系。     

中国的启蒙与“现代性”

以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和立场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有学者提出应坚持“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立场,并批评中国的启蒙者只批判封建专制主义而回避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作者认为:无论是随今天的市场社会而来的现代危机问题,还是早期中国革命的思想实践,均裹挟着大量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内容。中国早期的启蒙者不但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反而被革命内部的封建势力所淹没,八十年代新启蒙也仅是文化层面上的批评。因此,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显得尤其复杂,在选择价值立场的时候,就不能像西方“后现代”那样,仅有反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一相对单纯的维度。     

论鲁迅启蒙思想的多元性

鲁迅启蒙思想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且成绩斐然,但从美学角度来进行的探讨仍然显得较为粗疏,其实鲁迅启蒙思想包含着科学、情感和批判的多元性内蕴,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关联.     

从“个人日志”到“新媒体”——中国博客的社会传播功能分析

在中国，博客（Blog）的引入还不到10年，其发展无论是在商业化方面还是在社会影响方面都还处于启蒙阶段。尽管起步较晚，中国博客也正同样经历着从仅具单一传播功能的“个人日志”向具有复杂传播功能的“新媒体”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的革新，也是经济、社会、政治乃至心理、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将给社会传播领域带来巨大冲击，     

翻译的政治与接受的可能——“五四”启蒙话语中的《玩偶之家》

无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娜拉”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存在。本文分析《玩偶之家》在跨语际过程中的翻译的政治和接受的可能,试图回答“娜拉”成为文化偶像的原因。在五四启蒙话语中,《玩偶之家》反思现代性的面相,被对于现代性的渴望与设计所遮蔽并且替代了。“现代”的诱惑与诉求,已经内在于《玩偶之家》翻译和阐释的文化规划之中。     

走出“启蒙与救亡”:从一场关于鲁迅是否为民族主义者的争论说起

新世纪初学界发生了一场关于鲁迅是否为民族主义者的争论。虽然争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但他们却具有同样的思想基础,即民族主义/个性主义、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等二元对立框架。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鲁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种框架导致双方貌似合理的论证中都频繁出现了对“西方”“西方文化”“现代性”“民族主义”等概念绝对化、简单化的理解与使用。1980年代以来“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思想所带来的盲点在这场争论中暴露无遗。国内外思想史研究界早已超越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鲁迅研究界的最重要成果也都是建立在这种超越之上的,但这场争论及后来的回响说明它的影响依然强大,现代文学研究界需要继续对“启蒙与救亡”二元对立的基础思维框架进行深入总结与反思。     

论郭嵩焘在近代中国“人心风俗”思想演进中的地位

郭嵩焘在继承道咸时期启蒙思想家的“整肃人心”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心风俗为立国之本”的思想,促进了中国传统道德向近代道德的转型,在近代中国“人心风俗”思想的演进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礼教思想的现代性解读

“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运动虽然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不足以实现启蒙的任务.儒家思想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对中国人的实际行动产生影响的许多更深层的观念都超出了儒家礼教的范围,启蒙思想家在批判儒家思想时忽视了这一点.因此,完成启蒙的任务关键不在于选择一种新思想取代儒家思想,而在于如何将这种新思想变成真正能支配人的行动的准则.     

论黄远生思想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意义

作为民国初年著名的新闻记者，黄远生提出的一些文化思想对近代中国的文化思想界作出了一定贡献。他不仅首倡了一定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启蒙和影响了陈独秀、胡适、周恩来等一批五四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其对于灵魂深处的忏悔精神和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也进一步完整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构建。其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应该得到肯定。     

论后启蒙时代的儒学复兴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启蒙主义”在中国遭到新的质疑而呈现出蛰伏之势；与此相应的则是儒学的复兴。这两者此消彼长的相关性在20世纪上半叶已经有过类似的表现。在这一波儒学复兴中，“生命儒学”、“知识儒学”、“政治儒学”的次序大致上表现出了儒学从学理探讨走向政治诉求的过程。当然，它们也受到来自启蒙主义与儒学研究者的批评；而我们在讨论这一时段儒学复兴现象时，也须注意以下前提：一、启蒙主义在今日世界受到严重的挑战；二、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三、意识形态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转变；四、儒学本身也发生了诸多变化。     

百家争鸣话启蒙

“民族认同、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Thought of Erdightenment，National Identity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于2008年3月21～24日在南京召开。这次会议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这次会议的核心议题在国内尚属首次，既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也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次会议的举办同时也是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现代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2006-2009）研究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冯玉祥泰山诗的近代启蒙精神

冯玉祥的泰山诗与其大多数诗歌作品一样,深受近代“新派诗”风的影响.它强烈地体现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式的政治启蒙、道德启蒙、教育启蒙和科学文明启蒙精神,同时在诗歌形式上具有近代“新派诗”的通俗性特征.     

康德启蒙思想漫谈

康德是启蒙运动的健将,他改造和提升了启蒙运动的水平。康德确定了启蒙的定义,即“人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他提出启蒙运动的口号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启蒙精神是批判的,启蒙是一项长期、持续和反复的社会任务,是人类永不疲倦地追求自由权利,争取自身解放的过程。     

中国电影:百年启蒙之旅

中国古代宫廷画师的人物工笔画,往往把皇帝画得最大,而百官小了一号,百姓则更小一号。可是在电影中,只有蒙太奇,只有光圈,而没有了大小贵贱之分。第一个走上银幕的也是在中国封建观念中所谓三教九流中的“戏子”。这种对社会的真实写照,实际上就已经颠覆了中国封建文化中的长幼尊卑观念,因而中国电影自诞生之日起也更加具有了革命和启蒙的意义。     

惊世骇俗之论反宋儒道学之说——论李贽的启蒙思想及作用

李贽是明朝末年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被其同道尊为“圣人”而被正统派斥为“异端之尤”。他提出的天赋平等、个性解放等思想,开启了中国启蒙思想的先河。     

论鲁迅美术介入的启蒙思想

由近代到现代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尝试了各种启蒙的策略 :引进格致器物之学 ,着眼于增人知 ;输入各种政治模式 ,着眼于佐人治 ;引入各种思想学说 ,着眼于启人思。这三种相继而起的启蒙策略 ,显示了由外而内的演进趋势。分析这三种启蒙策略 ,启蒙主体所预设的启蒙对象是占民众少数的知识分子群体。而更大多数的民众则属于启蒙者的盲点。早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先生已经注意到这一启蒙运动的误区 ,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对占大多数的下层民众的启蒙上。文学是鲁迅先生所首选的启蒙手段 ,同时本着“增人感”的启蒙思路 ,鲁迅先生认为 :美术更适合于下层民众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