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顿的科学规范论的形成

默顿科学规范论思想的形成,既受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的支配,也受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默顿对17世纪英格兰清教与科学关系的研究是其创立科学规范论的前奏;当科学社会学的发展需要确立作为一种制度的科学规范系统时,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在理论、方法、概念上提供了必要的支持;贝尔纳领导的"SRS"运动及其与科学自由协会的争论,为默顿科学规范论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养料;纳粹德国与科学共同体的冲突,引起了默顿对科学的地位和命运的关注,并对科学系统本身进行深入的思考,这为科学规范论的提出提供了强有力的催化剂。     

科学与价值观

任何一个社会和文化都有一套价值体系,它反映了社会大多数成员在各种政治、社会和伦理问题上的基本取向。现代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改造工具,不仅促进了生产的飞速发展和工业化,也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当代科学哲学自然也会对科学与价值观的关系作学术上的深入研究和探讨。研究有关观点和论述,显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科学认识的本质、科学理性的特征以及科学与文化的相互作用。     

以科学非宗教:“五四”后实证主义与非基督教思潮

关于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大致分为冲突论、相关论和分离论三种观点,以冲突论的影响最大。时至今日,科学代表着真理与进步,宗教代表着迷信与落后,科学与宗教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对立和冲突关系,这样的观念仍然得到国人的广泛认同。本文把研究视野放在"五四"后中国的知识界,分析当时实证主义科学思潮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试图对科学和宗教互相冲突矛盾这一广泛社会观念的产生及形成作出初步的探讨。     

全球变暖是如何被否认的?

公然否认全球变暖的特朗普政府明显拒绝客观事实和证据支持的科学。科学在政府决策中扮演的角色逐渐被消解和抹杀引发了众多科学家的不满,科学与政治的关系空前紧张。在情感信仰高过客观事实的非理性社会背景下,以否认全球变暖为主的伪科学主要通过以下四种策略建构自身:(1)以社会资本代替科学资本;(2)利用不确定性编造争议;(3)有意挑选证据,妄称科学革命;(4)利用媒体和网络,声称认知民主。厘清全球变暖否定论的社会建构过程有助于我们认知伪科学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也为我们更有针对性地捍卫科学权威提供了方向和路径。     

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从军事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分析,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历经了独立发展、相互联系和高度融合3个阶段。本文以卡文迪许实验室和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为例,阐述了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已由单向线性模式转变为双向互动模式,即一方面基础科学为军事技术创新提供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军事技术创新也带动了基础科学的发展。关注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关系的探讨,对我国依托基础科学推动军事技术创新,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重视研究低成本小卫星和虚拟探测技术

20世纪下半叶肇始的航天技术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新目标。美国人认为“航空航天产业将成为21世纪美国领导地位和力量的核心”。20世纪9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军事和教育事业的演变充分地表明,建立强大的、自主的航空航天产业,发展相关的科学技术,是保证经济繁荣,国家安全,捍卫主权,推动科学新发现,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战略方向。近几年出现的下列几项重大科学事件就足以体现航天技术的巨大作用。     

科学统一的理想——评弗兰克《科学的哲学》

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物理学家菲利普·弗兰克毕生为沟通自然科学与哲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而奋斗,被誉为“科学统一的活的象征。”在他最后出版的这本书中,洋溢着科学统一的理想:“为了不仅了解科学本身,而且也了解科学在我们文明中的地位,以及它同伦理、政治和宗教的关系,我们就需要一个关于概念和定律的统一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自然科学以及哲学和人文科学都有它的地位。这样一种体系可以叫做“科学的哲学”,     

科学与政治互动下的科学家多元角色——以20世纪美国核政策制定中的科学家为对象

20世纪的科学家在美国的核武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度作为代表参加政治谈判。美国的核科学家们通过这一过程被纳入到政治范畴。在政治斗争中,他们也会利用自身的专门知识占据优势地位。这些科学家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反过来,政治决策活动也深刻地影响了科学家的职业发展。冷战后,美国科学家参与到核电发展之中,经济因素与核安全文化因素直接影响核电公司的运行与技术操作,进而影响到核电科学家的职业行为。科学家表现出追求功利以及社会责任与道德认识多元化等倾向。科学家的社会角色的多元性日趋明显。     

"大跃进"中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调查全国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为主要任务的资源考察,成为新中国初期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先期任务。中国科学院以全国学术中心的地位和多学科的优势,在资源考察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大跃进”期间西北地区实施的资源考察为例,分析了新任务提出的社会、学术和政治背景;总结了特殊社会环境下的工作方式;回顾了资源考察带动下新学科的形成过程。试图通过这个案例研究,探讨“大跃进”中科学与社会和政治的关系。     

物化关系遮蔽下的军事实验——作战模拟技术的合理性基础

人-军事技术之间除对象化的物化关系外也存在着异化向度,即军事技术对人主体功能的僭越,这一异化关系构成了"人"在作战模拟技术中可以被量化的前提条件。研究者们在模型中用对技术效能的精确测量遮蔽了人在军事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当我们接受作为"存在"的作战模拟技术时可以发现,这一异化向度的物化在揭示作战模拟技术先天局限的同时,也为它的改进提供了新的指引:将人-军事技术的互动关系纳入模型构建中有益于辨清模拟结果的现实边界,避免战术研究长期以来"以军事技术效能为核心的战术设计"与"以人为核心的军事实践"的二律背反。     

学术界虚浮风气盛行的原因

１．我国科学文化的缺陷与科学精神的失落 中国历史上的“焚书坑儒”、“文字狱”、“以及“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等等，对于中国人文科学精神的摧残，比西方宗教迫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我们一直缺少人文主义的文化基础，在政治强权的重压下，始终没有能够构建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科学、理性等社会良知的社会风尚。 ２．学术界、科技界人士独立人格的缺失 现代中国的学术和科学，是在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为主的社会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过分严酷的外部环境致使科学、学术发展严重地依赖政治领导人和政治形势的开明与否，大多数科…     

科技傲视全球美国是怎样做到的

正更重要的是美国在战后形成了一个激励创新的组织体系和研究环境,使各方面人才的热情和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从而推进科学技术不断向前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头号强国,成为科学技术的头号强国。美国不仅在基础科学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发明和发展了一系列影响美国和世界发展的高新技术;同     

西方历史上的科学与宗教

一、引言一提起西方历史上的科学与宗教,人们一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宗教对科学的迫害:伽利略受审被囚,布鲁诺、塞尔维特被活活烧死;达尔文进化论横遭攻击和辱骂……。因此,在人们的印象中,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完全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冲突关系,在这种冲突中,科学代表着真理,宗教代表着谬误。这种观点在西方也颇为流行。自从上个世纪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德拉坡写出《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史》一书以来,至今已有不少西方学者陆续发表了关于宗教与科学的冲突或斗争(史)的专著或论文。     

科学与宗教:同源、对立到对话

科学与宗教既非绝对对立关系,也并非简单的互补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表现为不同的特征。从动态的视角考察两者的关系,既符合历史,也符合逻辑。古代自然科学依附于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神学,两者同根同源,难分彼此,很少对立。近代自然科学日益发展壮大,独立于宗教神学,两者表现为对立统一的特征,但冲突是主流。而在科学昌明的现代,科学观念占主导地位,宗教让步于现代科学,两者关系缓和,以对话为主,宗教表现出了鲜明的科学化的倾向。     

论社会自然

社会自然是近代大工业和科学技术产业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它既是一种自然物又是一种社会物.社会自然并非总是宜人的,其发展过程也充满着矛盾和冲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进而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建设和谐社会自然、实现科学发展的理论前提.     

美国科学研究信念的历时性考察——一种语境论的分析

本文将美国的科学研究信念视为社会地、历史地建构的产物。这种建构过程依次经过了一元主导、二元对峙、三元纷争到多元综合平衡发展这样四个时期。美国科学研究信念的建构既受到了科学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了非科学因素的影响。事实上,美国科学研究信念的建构与美国人对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关系的认识状况息息相关。     

科技政治契约张力论--戈斯顿委托者-代理者理论模型分析

美国学者D.H.戈斯顿近来建立了科技与政治之间一种新的委托者-代理者理论模型.戈斯顿认为:委托代理契约关系是政治与科学间的基本关系;研究活动是依赖求实和效益而进行的;二战后的社会与科学的契约中假定,求实与效益是自由的科学的自动产品,它经受住了忠诚、财金责任及科学家技术目标的诉求;直到20世纪80年代,各种科学不端行为和跌落的经济绩效打破了政治与科学间的这种信赖,契约张力失调;为重构这种信赖和解决委托代理中的问题,科学家与非科学家须在新的边界组织中携手合作;灵活的体制设计可创建政治与科学间稳定的伙伴关系,协调科技政治间的契约张力.本文对戈斯顿委托者-代理者理论模型中的角色定位、求实和效益、边界组织等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并认为其中孕育着科技政治之间契约张力有机互动的思想.     

明清之际中西历法同异的争论

本文讨论了明清之际的数次中西历法同异之争,随着对西法了解的深入,人们对中西差异的认识更加明确和具体,双方的冲突也愈加激烈。中西历法优劣之辩如同水火交争,不仅影响了明代历法改革的进程,也造成了清代中西思想和文化上的冲突。可以说"其所不同者,则人为之也",中西历法的论争不仅是科学上的争论与冲突,更是文化乃至政治上的隔阂与摩擦。     

“科玄论战”中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新启示

"科玄论战"使科学的至尊地位进一步增强,传统儒学的地位日趋衰落。今天从"权力的转移"视角对论战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进行探析,可以为当代提供一些新的启迪和警示:权力可以促进知识生产,但真正的知识不是靠权力生产出来的;社会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不宜渗透到知识生产过程;知识与权力相互蕴含但不等同,混淆两者关系不仅会带来学术、权力腐败,而且会影响社会主流话语权的宣传,严重时还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科学知识生产的权利保障——试析17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的自治权利

皇家学会是英国近代早期兴起的第一个科学社团,它发端于17世纪伦敦知识分子群体自我组织意识的觉醒,并凭借国王特许状获得法人资格。依据特许状的规定,皇家学会获得了社团法人的自治权。这种作为主体权利的自治权使得皇家学会可以抗衡政治和教会势力逐渐发展壮大。对皇家学会外部权利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英国近代科学团体的兴起和发展特点,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17世纪英国知识与社会、知识与权力等关系的发展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