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作为一种无零二进制数符系统的解说

文章根据原始民族的二进位记数法,与文献记载所谓伏羲八填,六十四卦的卦序,对八卦 ,六十四卦 的二进制数学意义进行了新的解说,认为八卦,六十四卦是在零的概念和符号产生以前,由１和２两个最原始的数构成的二进位位值制记数系统。     

递推算法与先天卦图——邵雍真的知道二进制吗?

由于先天卦图的排序符合二进制法则,有人认为先天易创立者(邵雍)一定知道二进制,并用诸六十四卦图排列。对此有人则持否定观点,并进而否定先天易的二进制内涵。通过分析卦系生成理论和先天卦图的推演过程,并将之与《太玄经》玄图和古印度的梵文韵律表的形成方法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先天卦图实际上就是运用递推算法,逐级推演而成,并非按二进制法则对之进行重新排列。这并不能否定先天易的二进制内涵,但其二进制只是朱熹所谓的"圣人之蕴"。     

关于莱布尼茨的一个误传与他对中国易图的解释和猜想

许多年来，在我国流行这样一种误传：莱布尼茨是看到《周易》，受到八卦符号的启发才发明了二进制算术。本文根据历史文献说明莱氏早在１６７９年就已写出关于二进制算术的论文草稿，而在１７０３年看到宋代邵雍所制的“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之后才立即修改和发表了他的二进制算术论文。本文进而对莱布尼茨关于伏羲已创建二进制算术的猜想作了分析，并根据历史事实和现代科学认识论述了莱布尼茨对中国易图符号所作解释的实际意义。     

莱布尼茨二进制算数与二进制机械计算器——再论二进制发明权之争

莱布尼茨在1679年系统发明了二进制,并设计了一款二进制机械计算器。莱氏二进制,本质上是一种组合数,反映了用一种元素组合成整个世界的哲学思想。从发明组合数,到创立二进制,再到提出单子论,在莱氏那里具有逻辑必然性。在1666年发明组合数的时候,莱氏就已经发现了2的幂运算与组合度的密切关系,为发明二进制奠定了理论基础;魏格尔四进制的发明,以及自身的机械论哲学转向,构成了莱氏发明二进制的条件。莱氏二进制计算器的设计理念,直观地反映出了二进制作为组合数的本质,以及二进制与单子论的关系。因此,从"内史"的角度来看,二进制是莱氏的系统性发明,是其思想的必然延续和有机组成部分,不能简单理解为一种计数方式。     

古代象数观和现代数字化技术思想

当今的数字化技术可从周易象数观的"象与数"相互转换中,发现其思想源头.正如西方的"原子论"可溯及古希腊哲学家所提出的"原子"概念和17世纪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发现周易的"二进制"功能一样.<系辞>说象,拟诸形容而有象与极数而定象,说明了模拟和数字的两种过程.河图、洛书的图像,隐含着诸多神秘的数字关系,是世界上图像和数字之间完美结合的典范.邵雍给六十四卦赋以数字有两套系统:一是卦象的序数(含"加一倍"法);二是卦象的所当之数.周易的"数字化"思想,的确是开了先河.周易象数观的确有再研究的必要.     

二进制算术与文化探赜

二进制算术是计算机科学的数学基础,实际上在许多文化中,早已不自觉地运用了二进制.莱布尼茨并非现代二进制的首创者,但他最初探讨二进制并最终获得优先权,文化因素起了关键性作用.多元文化中的二进制现象以及二进制发展中的文化现象,反映了数学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易经与数学

产生于殷周之际的《周易》古经是符号体系和概念体系相结合的古典著作。在历代的注释中,不但发挥了其中的哲理,也使其符号系统愈来愈蕴含有更加完备的数学逻辑性。十八世纪,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发现了易图和二进制数表的一致性。二十世纪,沈仲涛、薛学潜、丁超五等人又用二项式展开和代数矩阵解释八卦及六十四卦的演成。本文试图对邵雍推广的易图作出组合解释、几何解释和群论解释。     

关于张衡的“微星之数”

该文探讨了张衡关于恒星数（微量之数）有１１５２０颗粒一长期令人不解的问题,指出,１１５２０这个数实际上是古人认为的万物之数,张衡所说的是星数与万物之数一一对应的关系;同时指出,“微”字在古代描述日月星象时可作“食”解,此处“微星之数”的“微”字当是“微”字之误。     

中国古代关于空间无限性的论争

本文回顾了中国古代存在着关于空间无限性的论争，指出：中国古代存在着空间有限与无限两种认识，古人在探讨空间有限与否这一问题时，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他们对空间性质的认识，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中国古人对无穷空间结构的探讨源于先秦，后来受佛教影响，形成了广为人知的“天外天”说，即认为在我们生存的天地之外还存在无穷多类似的天体系统。这一理论得到了后世学者的广泛赞同，但也受到了一些质疑，尤其是受到了元代思想家史伯深刻而又尖锐的批判。     

浅谈医学术语pneumonia与pneumonitis

根据国际权威工具书查证，作者认为，pneumonia主要用作肺实质病变的疾病名称，而pneumonitis是肺炎疾病潜在问题的一个征象，不特指一种疾病，只是“肺炎”的一个通俗名称，即肺组织炎症的一般性术语。     

维特根斯坦对现代科学文化的反思

站在古典文化立场上批判现代科学文化，一直是维特根斯坦思想的主要导向。维特根斯坦认为古人和现代人有着不同的语言和生活世界（做着不同的语言游戏），因此不能用现代科学的观念去批判或否定古人。反而是现代科学因其过度膨胀到统治一切的地步，使人类远离了崇高的精神，因此，维特根斯坦呼唤一种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诞生。     

流变世界与因果作用的非超距性－论休谟问题的两大核心前提

作者认为休谟问题的真正核心在于：一是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的流变性，这从休谟对实体的否认上体现出来；二是这双重世界之间因果作用的非超距性，这集中地体现在休谟探讨构成因果关系的三个必要条件的论述上，作者认为只有从这两大核心前提出发才可能真正解决休谟的问题。     

《周易》与中国古代数学

《周易》的占筮过程是一个计算过程,因而《周易》的发展是以一定的数学知识为前提的。《周易》对中国古代数学又有重大的影响:使中国古人形成独特的“万物皆数”的数学观,《周易》的以价值判断为中心的思维取向,促使中国古代数学成为一种应用数学;《周易》“命筮取数”的方法,促使计算成为中国古代数学的核心,从而使它成为一种计算数学;《周易》的以卦象为工具的“唯象思维”的特点又促使中国古代数学成为一种离散数学。     

两种“万物皆数”观念及其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两种“万物皆数”观念及其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俞晓群，王前在数学史上，“万物皆数”的观念通常被认为是属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流传着另一种“万物皆数”的观念。比较一下这两种“万物皆数”观念的异同，及其对中西科学发展的影响，是很有...     

葫芦考略

葫芦被我国古人当作瓜类的一种，是我国栽培历史最悠久的植物之一，在距今七八年千的我国新石器遗址中曾发现它的残果和种子遗存，文字记载也很早。它在我国古代有着极为广泛的用途，除果实和叶子供食用和作药物外，成熟的果实还被用来制作各生活用具、乐器等等，另外瓜瓤被用作喂猪，种子被用于榨油浇制蜡烛，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能出于对这种植物极端推崇的缘故，古人甚至认为人类也由它发源而来。从有关历史资料来看，葫芦应是一种起源于我国的栽培植物，原产地可能在华南或华西南。     

浅谈医学术语pneumonia与pneumonitis

根据国际权威工具书查证,作者认为,pneumonia主要用作肺实质病变的疾病名称,而pneumonitis是肺炎疾病潜在问题的一个征象,不特指一种疾病,只是"肺炎"的一个通俗名称,即肺组织炎症的一般性术语。     

哲学家如何理解人工智能—塞尔的“中文房间争论”及其意义

本文首先介绍当代著名语言哲学家John R.塞尔的“中文房间”模型，认为它是对包括图灵标准在内的已有人工标准的挑战。本文继而对“中文房间”模型的逻辑基础问题进行讨论，指出基于二值逻辑的二进制计算机系统只能是非智能型的，智能计算机系统需要使用除经典二值逻辑以外的更多的逻辑系统和方法。作者给出了多值逻辑理论计算机的一些例子。本文最后指出，塞尔的“中文房间”模型应该成为人工智能的一个新标准。塞尔标准的意义在于：它说明机器智能是有限度的，机器智能永远不可能超过人类智能。因此，它为人工智能提供了一个动态的、恒久适用的标准。     

文化变革与技术民族化—关于技术转移与文化摩擦问题的对策研究

本文通过对技术转移与文化摩擦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对策，作者认为，根据“技术－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基本原理，在实施技术转移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实施文化变革和技术民族化，这是在技术转移中解决文化摩擦问题的实践途径，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振兴中国民族工业的有利保障，作者结合中日两国技术转移的历程对此进行了论述。     

协作的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知识论作为一种新思潮，没能逃脱矫枉过正的宿命。其激进的形式似乎更像个革命宣言，而不是有充分理由的论断。作者认为，值得提倡的是一种温和的自然主义。这种自然主义能与解释学协作地解决知识论问题，故而称为协作的自然主义。协作的自然主义接受了解释学对经验概念的挹注，弥合了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之间的裂痕。     

论同型性与创造

创造者(Creator)，是一个神圣的字眼。在基督教中，唯一的创造者就是上帝，而在现实生活中，创造的主体不是神，而是人。但是．一个人只有在具备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和个性条件的情况下，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创造者。为了培养创造性人格，必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科学发展的现阶段，系统科学和创造科学在创造力的培养方面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鉴于此，本文试就系统科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同型性在创造活动中的作用问题作一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