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布拉格学派对术语的研究——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的术语学座谈会（1987年1月13日，北京）上的发言

(一)布拉格学派这个概念，既包括1926年以来参加布拉格语言学会(Prague Linguistic Circle)以及在学术观点、学术活动上与这个组织有密切联系的一批语言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也包括五十年代以来继承发展布拉格语言学会的传统，积极参加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领导下的语言学会(Linguistic Association)等语言学团体的语言学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个学派的语言学活动十分广泛，对世界各国语言学的发展都有程度不等的影响。美国著名语言学家鲍林格(D.Bolinger)认为“在欧洲语言学团体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布拉格语言学会，美国语言学的每一项重大发展，都与这一学派的学说有关。”^①布拉格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把语言看成一个符号系统，并认为每一个符号或符号范畴的价值都取决于它们在整个系统中所占有的位置。但三大学派在语言符号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上，观点有差异。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与现实是两者不可分的现象，他们承认超语言因素对语言变化的影响，因而在研究语言时，重视超语言因素的功能，并注意为社会服务。因此布拉格学派称自己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中的功能学派，即结构——功能学派。(二)1945年前，在布拉格学派成员中外籍语言学家人数不少，特别是俄裔。因而在谈古典时期(1926年－1945年)的布拉格学派时，常把这一学派分成两翼：俄翼和捷翼。俄翼的代表人物是特鲁别茨柯依(N.S.Trubeckoj)^②和雅可布逊(R.Jakobson)^③，他们的主要成就在音位学(fono1ogy)方面；捷翼的代表人物是马泰休斯(V.Mathe－sius)和哈弗拉奈克(B.Havránek)。马氏是该学派的创建者、第一任会长，主要成就是句子的实际切分理论^④；哈氏是该学派的第二任会长，主要成就是标准语和语言文化^⑤理论。布拉格学派的术语理论是标谁语与语言文化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三)标准语和语言文化理论是一个外延很宽的概念，很难用三言两语来对它进行概括。它的核心大致与我国语言学界所说的“语言规范化”相当，因为它也强调“有意识地推广多数人认可的语言习惯，加强约定俗成的社会影响，同时消除一些少数人乃至个别人使用的不符合多数人习惯的，或者是不精确的、重复累赘的语言现象。”^⑥此外，它还包括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和有关术语的理论。对这一理论曾作过系统阐述的最早文献是著名的《布拉格语言学会论纲》^⑦，它的第九节中有如下的内容：1.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民族共同语的交际作用，语言文化应该重视标准语所必备的一些特性，如稳定性、明确性和灵活性，因而：在语音领域就要有定型的发音规则，不要有多余的变体；在书写规则上，则要求正字法要简明易懂，一经公布，就不应再轻易更改；在构造新词时，则要求尽量避免采用不符合民族语构词习惯的构词法；在词法上，提倡使用语言体系中普遍使用的词形，不提倡细节上的特殊性；在词汇和句法上，既要注意语言表达上的个性，又要注意表达手段潜在的可能性。词汇和句法手段的合理性均应以有关语体的功能为依据。2.要重视精炼的口语，因为它不仅能培养语言使用者良好的语感，同时也能丰富书面语的表达手段。3.要对术语词汇和术语词典的编篡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对没有稳定的语言文字传统的民族来说，尤为重要。4.语言的纯洁性是十分重要的，重视标准语的特性和对标准语加以种种规范，以及重视精练的口语与术语词汇，这些都是为了捍卫语言的纯洁性。(四)布拉格学派历来认为：语言的首要功能是交际。为了完成日益繁重的交际任务，各民族语言都会越来越多地吸收外来成分，特别是外来术语，捷克语也不能例外。为了捍卫并宣传这一主张，他们发起了一场反对“纯语主义”(Purismus)的论战。三十年代初，提倡纯语主义的捷克语言学家主要以《我们的语言》杂志为阵地，他们的口号是“语言必须保持其历史的纯洁性”，因此捷克语必须不断剔除其外来成分，特别是来自德语的词语。此外，他们还主张书面语应忌用一切在日常口语中不用的语词等等。对此，布拉格学派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回答。他们以查理大学文学院为基地，于1932年1月组织了一系列讲座，对纯语主义者的论点进行逐一驳斥。马泰休斯等人认为：人为地让语言保持所谓“历史的纯洁性”，实际上是一种倒退；为了丰富捷克语的表达手段必须充分利用已经进入和正在进入捷语的一切词汇手段和句法手段，不管这些词语和句法结构是源出于日耳曼语，还是斯拉夫语，是来自拉丁语还是希腊语；民族自傲感不是妄自尊大，固步自封，更不是“种族主义”；想用人们已经遗忘了的捷语古词语或含义不清的复合同组来替代已为人们所熟悉的“imperia1ismus”(帝国主义)，“motor”(马达，摩托)“manifestace”(宣言)这样的外来词，不仅是荒谬的，而且也是徒劳无益的。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手段在行使功能的过程中，随着交际领域、交际条件、交际目的不同，会形成各种不同的语言手段的组合方式，即形成具有多种不同功能的语体，如口语语体，诗歌语体，公文语体，科技语体等等，要求用自由市场上叫卖商品的商贩的语言来为科学通报写论文，这种主张显然是缺乏常识的。在与纯语主义者论战中，布拉格学派在强调自己的功能语言观的同时，也较为详尽地阐述了本学派在术语问题上的一系列看法。他们在《语言文化的普遍原则》^⑧一文中提出了：1.术语不能与日常使用的语词有过多的联系，否则容易产生歧义，也容易沾上作为术语所不应有的感情色彩；2.从几个同义的称谓中挑选标准术语时，要优选派生能力强的词；3.已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术语，不能因其“理据错误”或“理据不足”而被轻易更换；4.不要多余地去干扰专业术语的“国际化”。这种“国际化”主要表现在民族语的术语与相应的外国术语保持概念上的协调一致。用人造语言(如世界语)统一科技术语的主张^⑨不能苟同。与此同时，布拉格学派的元老们也指出了在某一特定专业领域内的单义性是术语的一项重要特性，科别茨基(L.Kopeckij)说：“专业语词分作术语(termin)，自动化了的词和自动化了的词组”，“所谓术语，就是指在专业语言中有着精确和单一意义的词，这种词即使出现在口语中，也会使人感到它是属于某一专业领域的，例如：伏特、透平、设计、发票、订货等等。”^⑩哈弗拉奈克说：“术语是某一特定专业中使用的单义词，即使出现在其他专业的用语中或日常语言中，它基本上仍能保持其专业意义。”⁽¹¹⁾(五〕五十年代初，布拉格语言学会被新成立的语言学组织所代替。新的组织有：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会，现代语言学家学会和功能语言学研究学会。鉴于这些组织的领导人都是原来布拉格语言学会的成员，布拉格语言学会虽然名义上已不存在，但实际上仍在起着它的影响，因此国际上常把这些新组织的成员们称为当代布拉格学派。上述这些组织是接受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领导的。科学院是在1952年建立的，包含有捷克语言研究所，所长就是哈弗拉奈克院士。他把布拉格语言学会的机关刊物《词和文》(Slovo a slovesnost)改成了科学院的“研究语言理论和语言文化问题”的刊物。在这位“语言文化理论之父”⁽¹²⁾带动下，一批中青年语言学家投入了术语研究工作。五十年代中期，即在术语学方面初露头角的有：娄特尼(M.Roudn)博士，他曾在捷克斯洛伐克术语委员会⁽¹³⁾长期担任主任的职务，曾撰写术语学论文百余篇；索哈尔(K.Sochar)博士，他是《捷克专业术语手册》(布拉格，1955年)的作者；霍莱茨基(J.Horeck)博士，他是《斯洛伐克术语学原理》(布拉迪斯拉伐，1956年)一书的作者。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术语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召开了全国规模的术语学科学讨论会(布拉格，1969年，1971年)，出版了新的研究成果，如：贝契卡(J.V.Beěka)教授的《捷语科技专业文献词汇结构，〔上〕〔下〕》(布拉格，1973、1974年)；德罗兹德(L.Drozd)博士编辑的《布拉格农业经济及管理学院论文集·术语研究(5)(6)》(布拉格，1975、1976年)。1976年6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的“关于语言文化的紧迫问题”学术会议，是以语言文化理论为主题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捷克斯洛伐克语言学家外，还有苏联、保加利亚等国的有关专家。会议是由哈弗拉奈克院士主持的。他的开幕词很简短，但用一大段话强调了语言学家参加术语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我国专业术语发展曾一度中断，因而我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强调语言学家参加专业术语的创造和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仅仅表现于专业词书的编纂和术语标准化工作的实际合作中，不仅表现于制订术语学原则与方法，以指导新术语的创造和移植工作，同时也表现在对术语进行科学分析和对术语的词义交叉、内涵变化和部分术语更新换代等现象的研究方面⁽¹⁴⁾。由于政府的倡导，专家的推动，捷克斯洛伐克广大语言学家走出书斋，深入各层次的术语委员会⁽¹⁵⁾和大众媒介机构，他们或任委员或任顾问，为编纂多语种的专业技术词典、制订国家术语标准和推广标准化的科技术语作出了贡献。来自实际工作的经验又成为他们不断完善自己的术语学理论的可靠依据。(六)对术语进行科学分析，特别对术语特点的分析是一项应用性很强的研究工作，因为了解术语的特点正是正确创造、翻译、移植术语的前提。年轻一辈术语学家的近期论文(如：I.Masár发表在斯洛伐克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机关刊物《词的文化》上的论文，B.Potolková发表在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捷语研究所机关刊物《我们的语言》上的论文)以及博什托尔科娃、泰诺尔(Ant·Tejnor)和娄德尼三人合编的术语手册《关于捷语术语词汇》(布拉格，1983年)也都讨论过术语的特点问题，虽然在哪一项特点是术语的首要特点这一问题上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¹⁶⁾，但他们都认为术语不同于通用词汇(或称一般词汇)，理想的术语应有自己的特点，它们不外乎：1.透明性，即术语的构成成分应有一定的意义，使术语能给人一种“熟悉感”。这儿讲的是“熟悉感”，不是精确性。有人说“精确性”才是术语的首要特点，这未免有些要求过高。术语只有通过精确的定义去反映概念，想通过术语本身的内部形式(几个字或几个字母)精确反映概念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汉语中“激光”一词，其内部形式告诉人们，这是“一种受激而产生的光”，因而它具有一定的透明性，说它已精确地反映了“激光”的全部内涵，这也未必。意义上的透明性不是一成不变的，术语内部形式和超语言因素的变化和发展都有可能使透明性发生变化。借用一般词语的明喻义或隐喻义构成的新术语的成分，大都能长期保持术语的透明性，如：“机翼”、“船尾”、“双体船”等。在汉语中一些“混合词”(音符加意符)，如：卡车(car)、啤酒(beer)、芭蕾舞(balet)、法兰绒(flanel)中的类名“车”、“酒”、“舞”、“绒”正是为了使这些词语能给人“望文生义”，具有一定的透明性。凡具有一定透明性的术语，都具有一定的理据。但透明性与理据性之间不能划等号。因为术语(特别是新术语)大都是有理据的，但有理据的术语(如以科学家的姓作为通名的科技术语：伏特、法拉弟等)并非都是透明的。2.简明性。为新概念命名时，人们为了使新术语能较为充分地反映概念，往往要用几个词来为一个概念命名。这种由长长一串词语组成的术语的出现，扩大了语言的繁化程度，其后果是增加了术语使用者的记忆负担。因此，人们又设法通过多种途径减少新术语的音节数(词数、字数)。办法有几：1)减去不必要的“定性词”，如：Cs.transformátor stidavého proudu(交流发电机)，其实“Stidavého proudu”(交流)两字完全可以去掉，因为变压器本来就是变换交流电压的；Cs.elektrickáindukni pec(电感应炉)，这几“elektrická”(电)一词也是多余的，因为“感应”指的就是“电感应”；2)合词，把词组合成单词；3)节略，减去长音节词中某个(某些)不必要的音节，以去了之后不影响术语的透明性为度；4)把长词、长词组改成缩略语，它可以由原术语的主要构词成分(或所有成分)的首字母或首音节组成，也可以由首音节和首字母混合组成，如：D.D.T.(滴滴涕)←dichloro－diphenyl－trichlorethenelaser(激光)←light of amplifier with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radar(雷达)←radio detecting and rangingnylon(尼龙)←New York a London地铁←一地下铁道aids(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5)用简短的音译词替代冗长意译词⁽¹⁷⁾，如：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损)综合症，后天免疫力缺乏综合症。3.单义性。一个概念一个命名，这样的术语当然是最理想，但不能个个术语都如此，因为这样做，势必大量增加新词，有悖于语言经济原则。因而退而求其次，允许一个术语代表儿个概念，但在一个专业领域内必须是单义的。术语的单义性是语言精确传递信息的一项重要保证，它可以避免因为术语含义不明而产生的歧义。严济慈(前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半世纪前曾发表过一篇题名为《论公分公分公分》的文章，他用幽默的笔锋批评了国民党当局把长度、重量和面积的基本单位都规定为“公分”的做法。在一个专业领域内一名多义，必然引起混乱，试读：“今有长方形铜版一片，长50公分，阔40公分，面积0.02公分(即2000平方公分)。厚0.5公分，重8930公分，故其密度为每一立方公分8.93公分。”⁽¹⁸⁾4.纯概念性。即要求术语只包含具有明确的语义范围的实体一逻辑意义，不要有附加意义(如象征意义等)和情感色彩。因此，在有选择可能时，要挑选色彩上中性的、不含说话人对客观事物或现象的主观评价成分的词作术语，如：驱逐机(×歼敌机)气垫船(×腾空船、翱翔艇)、超短裙(×迷你裙)、肺结核(×肺痨、TB)、艾滋病(×爱滋病)。纯概念性与单义性一样，这一要求也是相对的。因为“词并非仅仅是交换思想的不带色彩的筹码。”⁽¹⁹⁾特别是来源于普通词汇的术语，要求它们连一星半点的附加意义或感情色彩都不带，这是难于实现的。拉丁语学名为Pica－pica的鸟，在斯拉夫语中它的称谓分别是：R.Uk.copoka，Cs.Sk straka，Bg.Cbpaka，Sh.svraka，Sn.srák⁽²⁰⁾，它们除了实体一逻辑意义之外，还含有“小偷小摸者”的象征意义⁽²¹⁾；在汉语中这种鸟的称谓是“(喜)鹊”，含有象征意义：“传佳音、报喜庆者”。尽管这一种鸟在斯拉夫语和汉语中各具不同的象征意义，但这仍不妨碍它的称谓在各自民族语中担任动物学术语的角色。这是因为词的意义在句子中受着词组的限制，在连贯性话语中受着上下文和语体的限制，科学语体对词有一定的净色彩作用。5.系统性。即要求术语的构成成分的形式应有助于识别有关概念在所在序列上的属性。因为科学上的概念都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之间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如：以相似为基础的属(上属)——种(下属)关系(genus－species system)，同一抽象水平上的平列关系，以接触和本源为联系基础的本体关系(整体一局部关系等)，以空间、时间或因果之间的联系为基础的非等级(非隶属关系)等等。这些，在生物学和化学领域内显得最为明显。如：在有机化学中，一个物体的意义以及它的名称不再仅仅由它的构成来决定，而是由它所属的系列中的位置来决定。这就是说，语词系列已决定了下一个属于这系列的新概念的命名方式，有了“甲醇”、“乙醇”，下一个就只能是“丙醇”了。在语言学上，先有“Teмa”这个术语，后来又有了“Peмa”这一术语，北京外语学院的人喜欢把这一对术语译成“主题”、“述题”，上海外语学院则把它们译成“主位”“述位”，孤立来看，两种译法都可成立，但从术语系列性角度来评审，则“主位”、“述位”的译法更可取，因为它们可以与语言学上的其他一些术语构成系列，如：与“音位”(фонема)、“形位”(морфема)、“义位”(сенема)等。6.承载性，也就是构词上的能产性，即术语应该有较强的构成新词的能力。如：“显微镜”这一概念在捷克语中可用两个词来表示，一个是本地术语“drobnohled”，另一个是从外语移植的国际词“mikroskop”。这两个词在内部形式上都有理据可寻，但“drobnohled”对捷克人来说“透明性”更好一些，因为它是由两个常用词“drobny”(微小的)和“hledět”(观看)的词根组成的。尽管如此，但术语学家们认为作为术语，国际词“mikroskop”更为可取，因为它有较强的构词能力，如：加上动词词尾“－ovat”，即可构成“mikroskopovat”(用显微镜观察)，而“drobnohled”则缺乏这种“承载性”。7.稳定性，即要尽可能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能不作变动的，最好不动。特别是一些已经进入通用词汇的术语，即使随着认识的深化，它们的内部形式所反映的理据错误日益明显，但也不宜轻易去更换这些词语。如法国化学家拉瓦西(A.Laroisier)把“氧”定名为“Oxygène”，来源于希腊语“oxys”(辛)，因为他认为“氧”存在于一切酸中，而酸具有辛味。根据现在对氧与酸的认识，拉瓦西的这一看法显然是错的，但也未必需要创造一个新词去替代它。8.国际性，即要求术语应与国际上已通用的相应术语保持概念上的一致；在概念一致基础上，在不违反本民族语的构词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力求词形与发音上也能与国际词接近。上述八项特点，既是创造新术语时必须关注的条件，也是从一组等义语词中选择术语的标准。实际上，并不是每一术语都能具备上述八项特点的，因此在术语标准化工作中辩证地处理好特点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在创造、翻译、移植和推广新术语的过程中，还要考虑广大术语使用者的心理因素。术语除了个体特点外，还有建筑在个体特点基础上的术语体系的整体特点。捷克斯洛伐克术语学家认为每一专业领域的术语词汇还应有下列的整体特点：民族代表性、历史纯洁性、规范性、逻辑性、实用性和美学性等。最后，请允许我引用马泰乐斯的一句话作为发言的结束：“不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在艺术上，在外来理论面前不必躲躲闪闪。应该把它拿来，吃透它并对它进行改造。”⁽²²⁾本文注释①见《语言学译丛》第一辑，第223－2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②维也纳大学斯拉夫学教授，布拉格学派音位学代表作《音系学原理》(Grundzugo der phonologie)一书的作者。③学生时代为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成员，二十年代以苏联派出的半官方组织“俄国红十字使团”成员去捷克斯洛伐克，后留居捷克，曾在布尔诺大学任教，1939离捷去北欧，最后在美国定居。④Actual division of the sentence，aktuálul ělenění větnè；按实际切分理论，每一话语可切分为表述出发点(即主位，theme)和表述核心(即述位，rheme)，由于在语言交际中通常是把已知信息作为表述出发点，进而再传递新知信息的，因此在连贯性话语中，各语句通常按“前一句的表述核心即为后一句的表述出发点”这样的结构排列的。⑤其英、法、德、捷的名称为：Language(Speech)culture，cultivation of language；culture de la languo；Sprachkultur；jazykováKultura。⑥胡明扬教授有关“语言规范化”的论述，见北京语言学会论文集。⑦1929年，在布拉格召开了首届国际斯拉夫学大会，布拉格语言学会在会上发布了一份供讨论用的提纲(the－aee)，在语言学史上称其为《布拉格语言学会论纲》。⑧载布拉格语言学会：《标准语与语言文化》(捷文版)，第245－256页，布拉格，1932年。⑨这是奥地利学派维于斯特(E.Wuster，1898～1977年)的主张，最早见于《工程学，特别电工学语言的国际标准化》(Internalo Sprachnormung in der Technik，besonders in der Elektrotechnik，柏林，1931年；〔第三版〕波恩，1970年)一书。⑩见科别茨基：“关于经济学语言的词汇层”一文，载1935年的《词和文》。(11)见1943年版《奥托百科词典》(捷文版)中的词条“terminologie”。(12)这是苏联、东欧语言学界对哈弗拉奈克院士的“尊称”，见《社会主义社会的语言文化紧迫问题》第9页，布拉格，1979年。(13)这个组织原来是ISO/TC37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归口单位，现已解散。(14)见《社会主义社会的语言文化紧迫问题》第10－11页，布拉格，1979年。(15)捷克斯洛伐克的专业术语委员会或属标准局领导，或属科学院系统的各学会领导。属标准局领导的有：矿业、可燃气体利用、冶炼、硅酸盐、制砖、化学工业，橡胶工业、塑料、农业机械、建筑机械、蒸汽涡轮、空中索道、材料检查、磁带录相、农业和林业、印刷工业等专业术语委员会。归科学院领导的有：法学、大地测量学、地理学、鸟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营养学、体育学等学科术语委员会。(16)P.Hauser，J.Chloupek等人认为术语的首项特点应是单义性，而K.Sochar，J.Horeck等人则认为主要特点应是系统性。(17)在汉语中则喜欢用“混合词”，如“艾滋病”，在音译“Aids”后再加一个类名“病。(18)见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年第一期附录。(19)帕默尔：《语言学概论》(中译本)第82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20)这儿使用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ISO/R639推荐标准《语种、国家及权威机构的符号》(Symbols for lang－uages，cuntries and authorities)中的语种符号：R.俄语，Uk.乌克兰语，cs.捷语，sk.斯洛伐克语，Bg.保语，sh.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Sn.斯洛文民亚语。(21)这种鸟有“小偷小摸者”的象征义是无可怀疑的，有下列例句为证：Krade jako straka，(Cs.他象喜鹊一样会偷。)Pozerájako straka(Sk.他象喜鹊一样目光贪婪。)Copoka－bopobka(R.偷儿喜鹊。)(22)见马泰休斯文集：《语言、文化和文字艺术》，第225页，布拉格，1982年。

On the Study of Terminology of the Prague School of Termi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