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重证据下的刘贺研究

刘贺应是一个正常的王室子弟，既不“清狂不惠”，也不“品学兼优”。刘贺某些“恶行”，有可能形势所逼。“亲近群小、拒不纳谏”是因为诸侯王国四百石以上官员均是朝廷任命；“乱节制度”是在“政事一决于光”的背景下，不得不采取的变通之法。“与人游戏”有可能是建立夺权团队。可夺权失败，只能说明刘贺政治智慧稚嫩。但这也年少无“智”，不能过于苛求。对于儒学，刘贺年少时不好书术，不遵道而行，不喜儒生儒官，为民为侯时，儒学有可能成为其自保的工具。刘贺有小谋，自保方式多样，或自我囚禁，断决“社交”，或讨好张敞，或向宣帝效忠纳信。刘贺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小勇小谋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