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到“讽谕”——鲁迅与赵树理乡土书写的话语歧异

作为外在于乡村的知识分子，鲁迅审视农民的视角是居高临下的，他针对乡村的言说以启蒙性的话语为主。而赵树理则始终坚持立足于乡村内部，力图融入农民之中，其旨在改造农民精神结构的话语内容是“讽谕性”的。话语性质的不同有着不同的文本表现，启蒙话语导引出具有“寓言化”倾向的叙事，多含悲剧色彩；讽谕话语则注重突出文学“新闻化”的品格，充溢乐观情绪。这种话语歧异的产生，不仅由于两位作家的个人视野有所差别，更反映出不同历史条件下“农民想象”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