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鱼文化情结

渔业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产业结构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对古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教丰富的文化内涵。特别是文人士大夫借鱼来抒发隐逸情情、阐述哲学玄思和畅谈生活感受，因而士大夫与鱼结成了不解之缘。     

适俗与求雅——评高阳历史小说的叙事特色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台湾,中国文人传统的精神活动空间已被现代化进程侵蚀殆尽。高阳却以历史小说为工具,力图保有一份文人传统的优雅、闲适情致并争取社会的认同。他的历史小说既迎合大众猎奇心理,又加以合理化修正和雅化处理,其作品对传统与现代、通俗与高雅的调适为当代历史小说创作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汉代赋学论

汉代的赋学与汉赋创作呈现了几乎同步的现象,赋的兴盛期,也即赋学史的发轫期。汉代涉及赋学的文字大多散见于史书或非专论赋的单篇文章中,它们为汉以后历代的赋学研究,树立了框架,奠定了基本的范畴。汉代赋学以儒家诗论作为时代的主要文学观念,以之衡量和评判赋的整体创作或赋家及其作品的优劣状况,从而使赋含有了实质性的功利价值,而不仅仅具有文学本身的唯美效果。     

清代地方生员“入泮”述概

明清时代，读书士子顺利通过科举的最初级考试——童试，便可获得生员资格，拥有“秀才”这一科举的最低功名。“入泮”成为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他们便异于普通百姓，或由出贡、入监肄业而得官，或继续参加更高级的乡试、会试，得中举人、进士而入仕。但是功名利禄最终只是属于幸运的极少数人，更多的士子则混迹在人海茫茫的科举大军中走完自己的人生。     

古代士大夫出仕情结的现代意义

古代士大夫背负着建功立业的理想，他们把个体的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融为一体，带着崇高的使命感而孜孜以求、不懈探索，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深刻理解古代士大夫的出仕情结，对于现代知识分子构建积极健康的现代生命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浅论明末清初士人的忧患意识

明末清初,士人作为思想前沿的一个群体,对明王朝的衰亡和清王朝的崛起各自表现出了不同的反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士人的忧患意识在此时期有的表现出了对明亡的担忧,以直言极谏或者领兵抵抗的方式体现出来;有的明哲保身,以隐居或潜身学问的方式避世;更有的士人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为新崛起的清王朝服务。各种表现的原因：一有传统忠君观念的影响,二有个体意识的觉醒,值得探讨。     

道教与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功利欲望

欲望是作家创作的内驱力,道教对中国古代文人的欲望有什么影响,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不能不思考的问题。本文从道教的功利性,文人纷纷走近道教,文学观念中的道教因素等方面,对道教与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功利欲望作些专门探讨。这无疑会拓展人们研究的新视界。     

《黄英》人物的心理透视

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人的地位急剧上升,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已被打破。商人阶层的社会价值必须重新估量。《聊斋志异》中的《黄英》就是当时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黄英》通过马子才、黄英的结合以及他们的心理透视,可以看出士魂与商才的联姻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甲午战争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心理变化

早午战争时期，随着战局的变化，中国官僚士大夫的心态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们从战前的轻日心态，逐渐发展到战争中期对日本的重新审视，战后更进一步发展为师日心态。官僚士大夫心态的转化和觉醒，标志着甲午战后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了具有自觉意识的近代化道路。     

原始要终 考镜源流——《楚辞学通典》的编纂构想与学术追求

《楚辞学通典》是规模浩大的《楚辞学文库》第四卷，旨在会通自战国时期至公元2000年之间楚辞与楚辞学领域中的系列问题，原始要终，考镜源流，以简约的形式，显示楚辞学的发生、发展全貌。设“作家”、“作品”、“词语”(楚语)、“典故”、“典籍”、“专题”内分六大类。两千余条目。搜罗宏富，超越前贤，注重对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研究信息的全面把握；对长期忽略的研究“弱项”——学者研究，旁搜远绍，根据不同时代特点，作出全面而迅捷的反馈与评价；敢于指点得失：揭示传承，纠正讹错，追踪前沿，调查争端，突出热点，以突出学术史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