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背带歌》看瑶族的生命礼俗

从民族民间口头文学的视角探视《背带歌》的群体创造智慧、生命礼俗的传承、多彩的文化积淀、特殊的艺术手法和民歌的文学翻译等景观,从而肯定它的社会价值和它的艺术地位.     

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文化价值和功能

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以仪式、游戏、艺术的集合体的方式,重构了南宁以壮族文化为灵魂的、视野开阔的、既古老又时尚的现代民族城市文化。民歌节不只是帮南宁找回歌唱的传统,更准确地说,民歌节是帮南宁找回了艺术的传统,并由此恢复和证明了艺术在人的生活中、在一个城市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应有的地位与价值。     

商汤桑林祷雨与礼乐文明

礼乐文明是中国上古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由于文献不足的问题,人们对商代在中国礼乐文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论述很少。而商汤桑林祷雨为史书多处记载,是有商一代关于礼乐记载较多的事件。从此入手探讨《大濩》乐与《桑林》乐的关系兼及论证了阳城县为桑林祷雨的地望,认为桑林祷雨及《大濩》乐的制作反映了商汤把以民为本的道德准则和上帝的意志结合起来的治国思想,其中德治是其核心。认为商代礼乐的功用虽然仍以巫术宗教礼仪为主,但是也已经开始向治国和教化的工具转变。因此商代是我国礼乐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论清代宗族法三位一体的社会控制功能

清代宗族法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宗族法的最高成就。前人对宗族法的研究多囿于宗族内部,未窥全豹。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自下而上地全面探讨清代宗族法借助家长专制、祭祀之礼、宗族力量实现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全方位的社会控制,有助于了解封建统治延伸到基层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历史过程,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有着重要的认识和借鉴价值。     

后稷神话与西周郊祀的起源

后稷是周人传说中发明农业的文化英雄,后稷神话体现了高襟崇拜、社稷崇拜、始祖崇拜等郊祀制度的基本类型。后稷的感生神话孕含了原始农业祭时代的高襟求子秘仪;姜媚、后稷之得名与原始祭祀中的农业神话关联很深,成为社稷崇拜的对象;气候对农业的影响至为密切,后稷又被尊为“天官”、“灵星”以配上帝;在武王伐商之后,后稷由周人庙祭的始祖而成为郊祀对象,与祖先仪式性的沟通成了国家宗教的中心。周人赋予后稷的诸多宗教功能用来证明王权来源之神圣性及统治的合法性,这一点在出土儒家文献中有简要的阐明。后稷神话与仪式已经孕含了后世国家祭祀礼仪的雏形。     

殷墟卜辞中俎祭材料的整理与探讨

甲骨文中,每一个可释字形的沿革历史,都是具体的、特殊的,关于俎字诸形,许多学者的看法虽出现微些差异,但大体不误。本文兹从王蕴智先生说,于卜辞中隶为俎。俎字多用作祭祀动词,表示对畜牲或人牲的解杀、有时也用作名词,用其本意礼俎。我们认为：王公贵族的荐俎之礼是一种高规格的祭享活动,它是一种以烹熟的牲体陈置于俎具的两房为表现形式。本文则着重对这一作为祭享活动的“俎祭”,在卜辞中的具体材料作一较全面的整理并讨论自己的看法。     

侗族赶春社花脸形象的“双性同体”解读

文章认为,贵州黎平县龙额乡赶春社仪式活动中的花脸形象,以“双性同体”①的符号表征,“深描”了隐藏于古俗文化背后的意义结构。1．民俗意义上,赶春社与源自于中原古俗的春社祭祀社神祈求丰收大同小异;2．赶春社以捞鱼为仪式的核心,其寓意与“圣婚”时期人类对性活力、生命繁殖力的崇拜有关;3．花脸形象以符号聚合体的方式总合了前2个意义的蕴含,即以“双性同体”的符号方式,昭示“人类富有生命创造力和繁殖力的完美状态的周期性回归”的可能性和再度现实性。总之,人类学意义上,侗族赶春社花脸形象的“双性同体”符号表征,在于编织从属观念基础范畴的具有解释性功能、反映人类社会历史信息与普遍规律的意义之网,且在族群集体的信仰诉求的源头上规限及制约着一个民族对世界的定义与解释。     

浅议我国古代礼法制度

“礼治”在中国古代传统统治中，起着传统法的重要作用。从其萌芽直至最终鼎盛，礼与当时的制定法始终相形相随，甚而具有超乎制定法之功效。在此对其予以研究，以鉴照于现代法制文明。     

中韩巫俗比较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自20世纪90年代,中韩两国巫俗研究进入稳定发展期,两国巫俗学者在整理分析文献材料的基础上,通过田野调查,发表了许多有关巫俗比较研究的成果。综观近20年的研究成果,中韩巫俗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巫仪的担当者萨满,巫仪,巫俗神,巫俗的象征物,巫俗的世界观等方面。     

《看不见的人》之"''''黑洞''''仪式":黑人身份认同之丰富隐喻

本文在分析“布鲁斯风土理论”来龙去脉的基础上,阐明“黑洞”仪式的本质是黑人小说文本的浓缩性,并以小说《看不见的人》进一步印证,提出黑人“认祖归宗”是自我实现的复杂历程的必由之路和最终归宿,指出艾里森种族文化观里程碑式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