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市熊市中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分析

传统金融理论认为机构投资者是“理性经济人”,从而能够采取正确的投资策略。而通过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在投资心理和行为上也会出现各种偏差。根据国内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每季度公布的数据,通过配对T检验的方法,对比分析在牛市、熊市开始和结束时,基金持有股票占资产净值的比例,得出国内机构投资者有“噪声交易者”的特性,并且预测能力和择时能力欠佳的结论。     

基于过度自信的资本市场委托代理关系

从行为金融学角度,将过度自信行为考虑进激励机制及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的设计之中,分别研究了过度自信条件下市场微观和宏观层面上委托人与经纪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结果表明,市场微观层面上,经纪人的过度自信行为与委托人采取的内、外监督措施均可降低代理成本,两者在解决委托人与经纪人之间的代理问题中是相互替代、而不是相互补充的;市场宏观层面上,被雇佣的过度自信经纪人的人数比例,随其整体对市场自信程度的加大而上升.这两个层面所得结论在实际应用中相辅相成,从不同角度为解决资本市场中的代理问题提供了有益思路.     

高管过度自信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为客观地认识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为未来的跨国并购决策提供有益参考,选取沪深两市2008~2010年间发生跨国并购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持股变动法判断企业高管是否过度自信,运用因子分析法建立跨国并购绩效评价指标,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简单相关分析和偏相关分析,研究高管过度自信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过度自信与跨国并购前一年的绩效显著正相关,与并购后一年的绩效显著负相关,且与并购当年及并购后两年的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但其显著性随研究数据和方法的不同而不同.     

过度自信委托代理人间的薪酬合同研究

委托-代理模型中,委托人委托代理人销售产品并付给代理人一定的报酬. 委托人和代理人对随机需求的均值或方差的估计存在误差,由此产生绝对过度自信和相对过度自信. 委托人可提供的薪酬合同有两种：线性合同和阈值合同. 在委托人和代理人持有的不同自信度组合中,分别给出了线性合同和阈值合同下的最优参数. 研究得出：对委托人而言,当且仅当其关于不确定性需求方差的信念较代理人悲观,并且对市场需求位于零点附近的可能性的估计较代理人小时,阈值合同优于线性合同;否则,在线性合同和阈值合同下,委托人的均衡期望收益相等.     

投资心理与基于信息熵的认知风险

以信息熵为基础,提出了理性投资者的认知风险度量模型和过度自信心理的投资者的认知风险度量模型。在已知认知概率分布的条件下,分析了投资者的认知风险,结果表明：理性投资者的认知风险具有一致性,而过度自信投资者的认知风险比理性投资者的认知风险小,并且过度自信程度和认知风险为负相关关系。     

基于过度自信的零售商存货质押融资决策

企业对需求过度自信造成需求理解偏差,误导了企业的决策,从而造成存货质押融资决策与理性行为下的决策存在差异.针对考虑过度自信心理行为的存货质押融资决策问题,建立含销售努力、采购量与质押比例的过度自信零售商决策模型,并探讨需求期望值过高估计和需求预测过度精确对零售商销售努力投入、采购量与货物质押比例的影响.研究表明:当零售商具有过度自信心理行为时,其所需要的资金量越大;零售商过度自信程度越高,其质押比例越高;零售商的销售努力和采购量随着其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且预期期望利润与实际期望利润的偏差也随之变大;期望需求自信度引起质押比例、销售努力和货物采购量的变化比需求预测精度自信度引起的变化更大.     

基于投资心理的证券投资认知风险度量

将投资心理（过度自信心理和自我归因偏差心理）纳入到证券投资风险的度量,提出了认知方差和认知下偏距的认知风险度量方法,并讨论了认知方差与传统风险度量方差的关系,认知下偏距与传统下偏距的关系。与标准的证券投资风险度量相比较,证券投资的认知风险度量更接近于现实的证券投资。     

行为金融视角下的我国上市公司兼并重组风险分析

在我国上市公司兼并重组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非理性的行为,导致风险的发生。传统金融理论对此的分析解释面临较大的局限性,而现代行为金融学以全新的视角,从过度自信、羊群行为、时间偏好、过度反应等方面可以对我国上市公司兼并重组风险进行较好的分析和阐述。     

基于过度自信的双边道德风险规避问题

将过度自信、解聘补偿和代理人的解聘倾向引入委托代理关系,进行合同的重新设计,通过数理推导,分析过度自信对于努力水平、激励系数、固定报酬和代理成本的影响,建立了基于代理人过度自信的双边道德风险缓解机制,同时可以解决委托人激励代理人为实现企业利益而努力工作的激励效率低下问题.     

同时考虑损失厌恶和过度自信的供应链Stackelberg博弈与决策

在完全理性的供应商与具有损失厌恶和过度自信的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中,构建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析同时考虑损失厌恶和过度自信的供应链决策.研究表明:当仅考虑损失厌恶时,供应商决定的收益分享比率、零售商选择的销售努力水平、供应商效用和零售商效用都小于完全理性情形,且它们都随着损失厌恶增强而降低.当仅考虑过度自信时,结果正好相反,这说明损失厌恶与过度自信各自对供应链决策的单独影响是相反的.在同时考虑损失厌恶和过度自信时,收益分享比率、销售努力水平、供应商效用和零售商效用仍然都随着损失厌恶增强而降低和随着过度自信程度增强而上升,这说明损失厌恶和过度自信对供应链决策的影响是相对独立的; 而且,供应商效用与零售商效用均大于仅考虑损失厌恶情形而小于仅考虑过度自信情形,当损失厌恶程度大于某临界值时零售商效用与供应商效用均小于完全理性情形,当损失厌恶程度小于某临界值时双方效用均大于完全理性情形,这说明损失厌恶和过度自信对供应链决策的作用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交叉效应.因此,损失厌恶和过度自信都是影响供应链决策的重要因素,忽略任何一种都是不完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