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充任中外外事活动翻译的外国传教士

介绍清代几位外国传教士翻译在参与中外外事活动中的表现及作者对他们的评论。     

明末熊明遇《格致草》内容探析

熊明遇生当明清鼎革之际“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刻。他的主著《格致草》广被时人以至遗民征引和称颂。作为明末东林党的成员之一，熊氏对耶稣会士抱持开明的态度，并跟他们建立良好的友谊。正如书名所示，《格致草》的撰作，毫无疑问是继承了宋明理学“格物致知”的传统。《格致草》当中，具见熊明遇从耶稣会士的译作中节引西学所函盖的多个领域，如天文学及相关科学仪器、气象学、世界地理及绘图、灵魂学说和创世理论。然而，约从清初行禁书之令后，《格致草》一书便销声匿迹，而国人也不复知此书仍存于天壤之间，熊明遇研究西方科学的成果又多被其门人游艺征引；游氏著作《天经或问》传入日本后，当中提及第谷学说和熊明遇的观点，对江户时期的日本天文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形象”

美国对华传教工作始于1829年。美国来华传教士雅裨理和卫三畏分别于1830年与1833年来华。鸦片战争之前,由于清政府严格限制对外交往,来华传教士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因此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是比较肤浅的。在他们眼中,中国是个奇风异俗盛行的异教国度,是个等待西方“先进”文明与宗教拯救的民族。他们用文字记录了来华美国人对中国的最初印象,这些印象也成为此后美国人中国观的最初依据。     

来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妇女问题的关注

来华的基督教各教派,几乎都经过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观念使得他们对中国近代妇女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不仅广泛宣传兴办女学和废除缠足等男女平等思想,而且还将这些主张付诸于实践。这些活动,对近代妇女运动起到了一定的启蒙、示范作用;当然,囿于“布道”的宗旨,来华传教士对妇女问题的关注行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西学、传教士和王韬的春秋历学研究

春秋历学研究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王韬(1828—1897年)在西学和传教士影响下,重新考订了春秋时期的历法和日食,其成就达到了新的高度。文章介绍其历学著作的内容,分析他从事该项研究的原因,考察他对中西历法的融汇与折衷,并再现了他与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年)、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899年)等人的学术交往。     

晚清在华美国传教士的《圣经》汉译

西方传教士的《圣经》汉译在清末民初中国翻译史的第三次高潮期达到顶峰,而晚清姗姗来迟的一群在华美国传教士在所有西方教士中后来居上,他们以独特的翻译手段中西合壁地演绎了西方经典之作《圣经》,其《圣经》汉译的成就无不让他们的外国同行叹为观止,望其项背。     

明朝末年韶州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上）

利玛窦传教团在明末从肇庆来到韶州传教，由于不同宗教信仰的矛盾和明朝地方政府的腐败等原因，导致了韶州人民的反洋教斗争。这一系列斗争规模和影响并不大，但它是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组成部分和一个先声。     

晚清在华英美传教士西学译介的本土化

晚清在华英美传教士的西学翻译构成中国第三次翻译高潮的重要一部分,是这一高潮的前奏曲中一支鲜为人知的强音。他们用中国方言译介的西学具有译介适应本土的特点,考察产生译介本土倾向的根源和译介意图,是探寻其从事西学翻译活动不可忽视的问题。     

基督教在西藏传播举步维艰原因之刍议

文章依照文化传播论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以近代西方传教士在西藏传教活动的情况为切入口,从藏传佛教和基督教教义差异、西藏社会环境、藏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及传教士自身等因素入手,对近代西方诸国在西藏传播基督教受阻的成因进行了分析。     

新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西学译介的开启

通过史料挖掘与整理的方法,就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西学传播的途径与内容进行论述。重点阐述其西学译介活动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深远影响:促进中国士人"开眼看世界"思想的形成,启迪其民主意识,引导国人开启西学翻译的历史并助推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变革。这些符合中国近代历史进步的客观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