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与王尔德童话拯救模式的比较研究

在施救者与被救者、被救者困境与拯救目标、拯救结果等三个方面，安徒生与王尔德的童话在拯救模式上存在鲜明的差异。安徒生童话中要拯救的是有深入交流的“那个人”，拯救目标涉及到个体的生死、罪行和毁灭，拯救结果具有神圣和美好的特质；而王尔德笔下的被救者则是匿名的一个社会或特指的一类人，在拯救目标层面王尔德更关注社会性的功利、财产福祉以及日常道德问题，拯救结果更倾向为悲剧。拯救模式的差异与两位作者所处的不同基督教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庄子中的“兀者”与后世的“神仙”描写研究

通过对"兀者"在《庄子》里的形象进行研究,认为《庄子》中的"兀者"形象具有深刻的现实背景和深厚的美学意义。并对"兀者"和后世文人的一些作品中的"神仙"描写进行对比,认为他们多具"兀者""身残德全"的特点,然而不可过分夸大"兀者"和"神仙"之间的联系。     

金寨县莲花山民间故事调查与研究

金寨县莲花山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和相对偏僻的地理位置，使其产生、流传并保存了大量的民间故事。这些民间故事完整、生动、独特，对中国乃至世界民间故事类型和异文研究都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和认识价值。     

大禹神话与巴蜀文化之渊源新探

本文从文献与古遗迹角度论证了大禹出生于四川省北川县石纽刳儿坪,大禹的出生和娶妻皆与巴蜀人的大石崇拜有密切的关系,而伴随大禹治水把这种“石生人”的大石崇拜又带到了中原、楚越之地。禹在其父鲧被帝杀死之后,他便承担了父亲留下的治水重任,由岷江东别为沱,“卒布土以定九州”。巫山神女神话虽产生于战国时代,却与大禹治水直接相关,大禹治水足跡遍于大半个中国,《山海经·山经》中所记山水应是他的亲身经历。因此,大禹神话的表现形式就是英雄神话与大石崇的拜结合体,其与远古巴蜀历史文化表现为一种同构关系。     

《呼啸山庄》与《红楼梦》梦境描写比较

《红楼梦》是中国梦文化的形象写照,是作者对神话的一种延伸；《呼啸山庄》表现的是一种来源于圣经的哥特式创作风格。二者通过梦境的描写,完成了其独特艺术魅力的实现。     

唐传奇遇仙故事类型研究

唐传奇中的遇仙故事可以分为两大基本类型：其一,遇仙而两情相悦,人仙相恋。这类作品中作者对仙界的描写实际是对现实世界的美化,人仙相恋的故事所体现的是现实生活中带有普遍意义的对忠贞爱情的渴望与追求,作者以状写仙家之景作为逞才炫艺的荃蹄。其二,遇仙而看破红尘,弃世修道。这类作品多为具有讽喻意味的寓意之作,侧重于通过否定现实世界表现神仙道教绝欲出世的思想,仙人的形象多流于类型化和概念化,作品不以展示艺术才情为目的,而以现实批判和宣教布道为旨归。唐前小说中人仙相恋的遇仙故事,在形态和内容方面对唐传奇中遇仙故事产生了深刻影响。     

蒙古口蘑蘑菇圈土壤微生物类群的分布研究

在内蒙古典型草原蒙古口蘑所形成的蘑菇圈上,不同环（带）中的各类群微生物数量分布有明显差异,好气性细菌和芽孢型细菌在枯草环中显增加,分别高于绿草环、圈内、圈心及圈外,细菌生长代谢与口蘑菌丝体生长及其子实体形成有密切的关系;真菌、放线菌及纤维素分解菌的数量与枯草环中最低,特别是在菌丝旺盛生长的６￣１１ｃｍ处更为明显。     

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铜鼓传说与文化分析

古代文献中关于铜鼓传说的记栽根据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铜鼓来历的传说；一类是反映铜鼓神奇、灵异的传说。民间对铜鼓的来历有三种说法：伏波造鼓、诸葛造鼓和孟公造鼓，这些传说和历史关系密切，反映了西南人民对马援、诸葛亮及孟获三位有功于他们的历史人物的崇敬与怀念。关于铜鼓神奇、灵异的传说则反映了古时岭南人民对铜鼓的崇拜。     

安徒生童话的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

作为文人创作的童话,安徒生童话不同于贝洛、格林等人搜集、整理的民间童话的鲜明特点便是个人情怀的介入和悲喜剧因素的呈现。安徒生自身的不幸遭遇、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及直击现实的理性观察是悲剧因素产生的源头,而作者乐观自信的性格、浪漫主义创作倾向、童话的叙事基调以及公义永在的宗教思想则构成了作品的喜剧因素。     

亚鳞木属及其相关属的分支系统学研究

亚鳞木属被视为中国晚泥盆世的标志性植物大化石之一。分支系统学研究表明,亚鳞木属不宜归入传统所认为的原始鳞木目,因为它与系统发育上进化的封印木科、鳞木科和奇木科中成员的近共裔性状相似。作者提出该属的新分类系统：亚鳞木属隶属于亚鳞木科,归入广义的水韭目。在当前的分支图中,亚鳞木科的系统发育位置处于封印木科和薄皮木科之间,这种分支式样表明系统发育上比较进化的木本石松植物并不是在石炭纪突然出现的,而是在晚泥盆世（法门期）就已经演化。亚鳞木属可能代表了系统发育上比较高级的木本石松的成员或鳞木科 (或奇木科) 的祖先类群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