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利与布依族妇女地位变迁--以云南省罗平县鲁布革乡木纳村妇女问题调查为例

权利支配话语,在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社会,女性的沉默无语反映了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受汉族礼教影响,木纳村布依族妇女在传统男权社会一直无声失语,改革开放后争取到了部分话语权,社会地位有了显著提高,但因受到民族深厚积淀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制约束缚,布依族妇女要快速实现男女平等的理想目标,必须以综合实力为背景。     

唐代均田制度下妇女不再受田的原因探析

唐代均田制度与前代相比，受田对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般妇女不再受田。导致这种变化的缘由值得深究：从根本上而言，经济的发展解放了以一般妇女为主体的剩余劳动力；从制度层面而言，租庸调制的实行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从土地兼并的情势而言，政府掌握的公田面积减少；从家庭而言，唐代家庭的组织结构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受田的唐代妇女，在家庭中对男子的依附地位更加凸显。     

“负心女”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延续及其独特魅力

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的“负心女”形象为基点，探讨这一特殊群体的独特魅力。她们在展示自身富有“人情”、“人性”的生命内涵的同时，也暴露了自身的落后性和不彻底性。她们的这种双重特性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现代“负心女”是“美与丑”的共存体。但也正因为她们的这种双重性才使这一组形象更为生动、鲜活、丰满而令人回味无穷。     

《万象》历史小说中的“女性抗战”

上海沦陷时期市民杂志《万象》上有不少历史题材的抗战小说。“兵马大事”向来是不与女人闻的，但这些小说，基本上是以女性为主角寄托抗战精神的。考察这些女性救国故事中女性的角色功能，发现她们主要是女性中的边缘或另类，“妾”、“无知无识的乡下妇人”，或是佳人，良家妇女是缺位的，表明这类故事背后的男性历史叙述传统。     

想象与重构——周作人早年生活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与周女性观的关系

学界存在着一个神话,认为周作人早年生活中的＂悲苦＂女性形象,如祖母以及杭州花牌楼的诸妇女,激发与促进了其＂哀妇人而为之代言＂的女性观的生成。这个神话不仅在周作人自己那里被一再言说,后来的研究者如钱理群先生等也延续了周作人的这种误识。实际上,所谓的＂悲苦＂更多的是强加给那些女性形象的标签。悲苦女性形象对周作人的影响,在周少时并未显现,它主要是周在后期回忆中的＂重构＂。并非这些悲苦女性形象促发了周＂哀妇人＂女性观的形成,而是在其已成型的女性观的视阈中,她们经过扭曲和过滤而呈现为特定的符号表征。     

论关汉卿旦本剧中的女性认同意识

关剧中有许多身世悲惨、饱受社会压迫和折磨的女性形象,这表面上看是表现妇女的生活遭遇,实则隐喻了知识分子在当时的不公平待遇和政治遭遇;女性强烈的反抗意识代表了士阶层对黑暗、不公平现实的不满;女性依靠外力才能摆脱原有生存境遇的结局则与士阶层所遭受的禁锢、无出路契合。贯穿其中的对女性的认同意识是关汉卿大量创作旦本剧的原因和动力所在。     

湖南省城市中年职业女性体育消费心理行为特征分析

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对湖南省14个省辖市35—55岁城市中年职业女性人群体育消费心理行为特征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她们的实用型体育消费观构成比最高；35—45岁城市中年职业女性对新式样新风格的体育产品最感兴趣；46—55岁城市中年职业女性对新体育产品最感兴趣；两个组别的女性对体育品牌、明星崇拜和体育商品特性的消费习惯具有相同等位的构成比；两组女性体育消费性格类型的构成比及总构成比排序相同；两组女性的体育消费经验少．     

两性比较学

本文对人类男女两性在思维、性格、心理和爱等方面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并探讨了其自然原因．     

论曹禺的母性情怀

曹禺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有不可忽视的母性情怀，这可以从婚姻和家庭两方面来考察。即使那些反抗型的女性，她们也都流露出对理想婚姻和家庭的渴盼以及对子女刻骨的爱，这都是母性的具体体现；那些忍从型的女性更是表现出愚忠愚爱的母性情怀。     

大连女性和谐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妇女发展的程度已成为体现一个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形象的重要标志。大连女性和谐发展是建设和谐大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连女性在和谐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有效对策,旨在促进大连女性和谐发展,让她们为建设和谐大连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