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译西方数学著作对日本的影响

介绍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出版的汉译方数学著作在日本的流传情况，重点论述和讨论了《数学启蒙》和《代微积拾级》这两部数学著作的流播对当时日本数学的影响，认为汉译西方数学著作对于日本吸收和消化西方近代数学以及日本数学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都起了重要作用。     

《史记》天人观新探

对司马迁是否肯定天命、或者强调人为的问题,加以重新审视；根据《史记》中关于“天道与人的关系”、“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文字材料,探讨司马迁的天人观。认为,在他的思想中,天命与人为不是对立的,而是自然和谐的整体；而贯穿在一切之中,又是一切自身的“天道”,就是先秦哲学“万物既出于一”的“一”。     

从《史记》中苏秦、张仪形象看司马迁对《战国策》史料的运用

《战国策》是《史记》的重要史料来源,从把握《史记》与《战国策》中苏秦、张仪的形象异同可以见出司马迁受辱不馁的人生观、尊重史实公平公正的史官精神及其在材料的增删改写方面取得的卓越艺术成就。     

飞廉之死考

关于飞廉之死,《史记》与《孟子》的记载完全不同,新近整理的清华简《系年》与《孟子》的记载近同。结合后世学者的对于飞廉之死的史料选择,加之其时商周的军事实力对比,可以推测《孟子》所载飞廉之死合乎史实。     

部分限定性范围副词比较研究——以《论语》、《左传》、《孟子》和《史记》为研究对象

相较于表总括的范围副词,学界对限定性范围副词的研究较少。文章选取先秦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论语》、《左传》和《孟子》及成书于西汉的《史记》四部文献,对其限定性范围副词的使用情况进行考察和分析,可以发现：数量方面,这一时期限定性范围副词呈增长态势,但不稳定,更替频繁,有些只在专书中出现;单音词占优势,复音词也已出现。     

商盘与“浙派诗人”关系考

商盘是乾隆时期浙江会稽（今绍兴）诗人。生平所历,篇什甚多,自编编年诗《质园诗集三十二卷》。商盘在《质园诗集三十二卷》中涉及许多与＂浙派诗人＂如厉鹗、金农、杭世骏、胡天游、严遂成等交往的诗作,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商盘诗才的被埋没与其长期补放,远离人文荟萃的京畿、江浙等地有关。商盘与＂浙派诗人＂的交往。只能从商盘诗集。书信的片言只语中了解到。他们之间的交往史料。会随着商盘研究的深入而进一步确定、拓展。     

＂莲社无缘列姓名＂—商盘与“小玲珑山馆”

商盘，是乾隆时期扬州地域以马日瑁、马日璐兄弟的“小玲珑山馆”为集会中心的“韩江雅集”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商盘两次游历扬州，描写“韩江胜事”的诗歌，共有7首，对于马氏兄弟“小玲珑山馆”为中心的诗人群体的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论司马迁的命运观

“命运”一词充满了神秘色彩,是人类最为棘手复杂的问题之一。《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中国第一部传记文学著作,其中渗透着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命运的诸多思考。从自然命定论、天命论、因果论,历史决定论四个方面可以看出司马迁复杂多样的命运观。通观《史记》全书,司马迁对命运的思考是复杂多样的,由多种命运观念综合形成。     

商鞅历史形象毁誉之探析

商鞅作为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变法强秦,为日后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学界对他的思想、政策和作品都有许多研究和探讨。自古以来,人们对其个人形象评价迥异,负面评价多沿用《史记》中的记载,然而《史记》中关于商鞅非正面的评价,并不全出于对于史实而得出的结论,而是有时代、学术观点以及阶级立场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存留于史书与学术著作中,便形成了一个历史上“污名化”的商鞅。历史上商鞅形象的流变往复,常与治乱兴亡相伴,倒是一个有趣的历史学现象。     

伯顿·华滋生英译《史记》述评

伯顿·华滋生的译作《太史公书》是《史记》在英语世界传播的重要里程碑。本文系统介绍了该译本的译者、翻译思想和组织架构,并以当代著名译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的＂译者的隐身＂为理论基础,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权力关系,探讨该译本的特点和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