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寅的儒侠入世人格

唐寅于早年仰慕古代豪杰，希望能仗剑而行，扫除眼前不平之事，并自谓布衣之侠。不过，在他人格系统中，儒家入世人格更为明显。他作为在儒家化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中的读书人，没能逃脱读书、应试、做官的传统生活模式。尽管没能走上仕途，但混迹官场毕竟是他的理想之一。     

以虚词为主的语法研究传统探究

虚词研究是我国古代语法研究的主要方面。从语言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解释语法研究传统形成的原因,外部原因主要是经学的引导,内部原因即汉语自身的特点,主要借鉴近年来语言学界出现的一些对汉语本质的认识,并且内部原因是形成以虚词为主的语法研究传统的根本原因。     

从壮族汉文《大宅颂》与《智城碑》看大唐文化之南渐

武周时期壮族文人留下的《大宅颂》与《智城碑》，是大唐文化与岭南文化之伟大结晶。本文从两碑及六舍坚固大宅遗址看武周时期大唐文化对南方文化之渗透与施及，以窥视唐王朝羁縻制度、儒家思想、建筑艺术及文体风格等对于岭南文化的影响，从而了解唐王朝之盛大及文化发展之规律和意义。     

刘宗周与证人社

作为明代儒学殿军，刘宗周在学术上开浙东学术中兴之局；在道德上与黄道周并为明季道德完人。他继承东林学派顾宪成、高攀龙的“格物说”，倡导“慎独说”，成立证人社，与陶爽龄展开工夫与本体的论辩，力图扫除王门后学“以禅诠儒”的空疏之弊，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儒家生态思想初探

儒家提出“与天地参”的人道论，要求人们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相和谐，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并且提出“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观和“以时禁发”的合理利用与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充分反映出儒家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     

六经之内所未讲 桐城文家所不为——评湘乡派散文家薛福成

曾国藩之后的湘乡派与儒家道统、文统日渐疏远,以薛福成最为显著。薛福成的散文脱出桐城派的巢穴,以自由畅达的文字比较中西文明,论证除弊兴利的救国方略,启迪了晚清维新志士,推动了新文体的形成。     

儒家忠恕之道的当代价值

忠恕是儒家道德学说中重要的理论命题。有《论语》之忠恕，有《中庸》之忠恕。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大大发展了忠恕学说。忠恕之道既有丰富的古代实践，在当代社会也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论儒家仁学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借鉴价值

儒家仁学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源远流长,其思想内涵博大精深,在我国历史长河中深深地影响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深远而巨大。"止于至善"的人生境界和"君子怀德"的作人原则、"为仁由己"的理性精神、"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价值观等有益思想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借鉴资源。思想政治教育应植根于仁学思想的文化土壤之中,寻找二者的契合;而其历史局限性恰恰成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重视的问题。     

理学与朱熹的史学思想

作为一个理学家,朱熹要建构自己的理学体系,离不开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思考。在经史关系上,朱熹反对两种思想倾向,一是重经而弃史,二是重史而废经。他把历史研究当作格物穷理的手段,主张先悟透经书义理,然后再阅读史书,研究历史。其论历史人物,特别强调义理在历史人物身上的体现,兼顾“资质”和“本领”,坚持道德判断与事实判断相结合,重义理,亦重功业。从天理的角度出发,朱熹把史书编纂的目标定为明正统、正纲常,强调用书法义例来达到昭鉴戒和明人事的目的。     

公理·规则·公德——儒家私德与墨家公德之伦理辨析

通过对孔孟儒家私德伦理与墨子墨家公德伦理的比较研究,发现科学理性之缺失是儒家私德伦理陷入现代困境及其深层悖论的根源;而墨家科学理性的优势,在其兼相爱和交相利公德伦理体系建构中,起到了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奠基作用。并指出:规则是社会公德的核心,遵循和崇尚规则以及公平竞争和合作,既是一种科学精神,又是一种公德精神,在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和公德建设中亟待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