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境中抗争的悲歌——评阎连科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

《日光流年》通过对三姓村人在四任村长的带领下前赴后继不惜牺牲一切代价向生命的极限发起的一次次顽强抗争而终归于寂寥的悲壮图景的描写,盛赞不断追求人生理想、希望超越现实世界有限性的人类抗争精神,同时在生死轮回、生死关系中探求人生的原初意义。     

论阎连科小说的存在主义意蕴

存在主义是20世纪西方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潮之一,并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诞的,存在是痛苦的,人会不择手段地寻求生存,反抗和死亡是人摆脱困境的两种途径。阎连科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存在主义的思想特征,表现出了对人类,尤其是对农民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怀与同情。论文从存在与苦难的荒诞性、人的自由选择、反抗与死亡几个方面分别论述了阎连科小说的存在主义意蕴,并指出了其存在主义表达的本土化特色。     

论阎连科作品中的西方情愫

九十年代后期间连科尝试创作视角和技法的变异．以西学东渐来拓展“农民加军人”的细部刻画人物的小说模式。《大校》就是其中革新后的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在这作品中作家注重文本的思想意识和叙事方法的中外合璧：中国本土农民意识和西方古典希腊悲剧意识融合．中国民间叙事手段和西方当下叙事学技巧会通。“向西走”或许是阎连科和其他作家文学突围的必然目标之一。     

人·土地·日常生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村题材文学和当代农民的精神危机

2006年11月号《北京文学》以醒目的方式刊发了报告文学《有什么,别有病--中国农村医疗现状调查》,它以异常鲜明的姿态切入农村改革与建设的现实问题,记录下农民的痛与无处可说的怨,让人联想到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和《丁庄梦》,前者虚构了耙耧山脉深处的小村庄"三姓村",那里的人得了一种怪病--喉堵症,后者是国内首部反映"艾滋病村"的作品.     

一部出现偏差的城市化批判小说——论阎连科的《炸裂志》

阎连科的长篇小说《炸裂志》以炸裂村孔、朱两家的恩怨仇恨为线索,揭示炸裂村在城市化进程中涌现的诸多社会问题。作家醉心于神实主义叙事,仅从脑海中的某些观念出发,编织有违真实生活逻辑的荒诞故事,使小说呈现"神而不实"的样貌。作家的本意是批判中国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某些问题,却因"用力过猛"而几乎全盘否定了城市化,因醉心"神实"而脱离现实,因匆忙赶写而忽视叙事艺术,使小说成为主观概念性强而现实性弱、情节结构简单、叙事描写粗糙、人物呆板扁平的粗糙之作。《炸裂志》是一部出现偏差的城市化批判小说。     

从“崇拜”到“恐惧”：阎连科乡村权力的叙事

在阎连科的乡土小说创作中,他对乡土权力的描述,由早期＂瑶沟系列＂中对权力的崇拜、权力的极度欲望的写实到后期＂耙耧系列＂中对权力恐惧和厌恶的狂欢化书写,这是阎连科对乡村权力书写过程中的一个独特贡献。本文从其叙事手法的转换、创作观念的改变和书写范围的扩展等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奴性的重复与异化——试比较阿Q与阎连科小说中的刘根宝

鲁迅开创了现代文学表现农民的重要题材,其笔下的农民愚昧,无一不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代表.通过对国民性的批判透露出他睿智的理性精神和深沉的忧患意识.鲁迅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双重情感态度,深刻揭示了底层人们在强权统治面前意识深处的奴性特征.阎连科从发掘人性的角度,着力表现人性异化的悲剧.小说的荒诞色彩寓于传统乡俗民情中,体现了乡土小说在当前社会环境中的艺术新走向.这种人性的异化与乡村权力体制和官本位文化都有着紧密联系.     

民间苦难生存境域中的抗争悲歌——读阎连科《年月日》、《耙耧天歌》、《日光流年》

阎连科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小说代表作《年月日》、《耙耧天歌》、《日光流年》与前期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变化:由原来对乡土民间的理性审视、批判让位于一种情感认同:对勇于同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同苦难命运抗衡的品质和精神的认同和推崇,并以这种独特的主题意蕴在当代文坛上占据一个特殊位置.然而这种转型在产生极大现实意义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某种局限.     

现实的超越与回归——论《丁庄梦》兼谈乡土小说审美精神的困境

如何处理审美原则与现实原则之间的关系,这是当代乡土小说一直面临的困境。对乡土中国现实和历史的“苦难”存在的焦虑成为主导情绪支配着作家和批评者,它不仅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种种问题,也导致批评的方向产生巨大的偏差。阎连科的《丁庄梦》以一种简单、富于象征性的结构和语言给乡土小说带来新的启示,也为乡村重大题材的书写展示了新的可能性。     

论阎连科小说的伦理叙事

文学伦理叙事既折射出时代风尚的文化变迁,也传递着生命情感的社会基因。阎连科小说的父子伦理叙事有着鲜明的孝亲情怀和父性崇拜。情爱叙事里爱情没有独立的空间,它不仅总是受到各种欲望的挤压和侵犯,而且常常成为女性自囚的牢笼。婚姻注重仪式化的礼教“名分”,缺乏相爱和分享。耙耧世界的叙事伦理深受河洛地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形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