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着眼文化创新的"合内外而开新"说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否定传统、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弥漫于当时的思想界.面对这股文化思潮,钱穆并没有跟进盲从,而是采取冷静审视、科学比较的学术态度.根据文化演进发展的规律,从文化多元论出发,反对全盘西化、全盘否定传统和固守传统的偏激思想;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甄别,指出了"察异观同"、"异中求同"、"同中见异"、"集异建同"的创新文化和途径;强调立足本土、融合中西、"合内外而开新"的文化建设主张.     

论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成书原因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钱穆潜心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力作,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之一。钱穆与梁启超在有关清代学术等问题评论上有明显的不同,因此针对梁启超论述清代学术的观点而发难是钱穆写作此书的主要缘由。此外,钱穆写作时正是卢沟桥事变的前夕,受国难忧患的激励,钱穆在书中以天下为己任,提倡民族精神,表现了钱穆在民族危机时刻的爱国情怀。     

从孔孟到《易》《庸》——钱穆论先秦哲学衍化及其当代启示

历史学家钱穆曾对先秦哲学衍化展开详细考察,提出了一个与传统旧说迥异的钱氏先秦学术谱系:孔孟→庄→荀→老→《易》《庸》.孔孟儒家以德性人生观开启中国文化的人文转向;庄老道家的气化宇宙观对古代有神论宇宙观掊击无遗;荀子驳击诸家,重回孔子隆礼重德传统,却又陷于天人二分;战国晚期至秦汉间的新儒家创作《易传》《中庸》,其德性天人观奠定了后世中国文化“天人合一”与“崇德广业”的思想精神,对中国文化应对吸纳西方现代科学精神从而实现当代复兴有着重要的思想启示.     

钱穆与古史辨派

钱穆先生与20世纪的古史辨派有复杂的关系。他早年受其影响,论著不乏疑古精神,但后来又批评古史辨派,到晚年批评得尤为厉害。原因是对古史辨派的破立观、对神话传说的态度及古史研究方法持有不同观点。钱穆对古史辨派的批评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钱穆对清代学者的比较研究

钱穆善于用比较的方法评论清代学者，而且运用得娴熟精妙。纵观清代学术史，钱穆最为推崇的是清初诸儒之学，他高度评价黄宗羲的学术成就。充分肯定其在清代学术中的开山地位。在对乾嘉学术的论述中，钱穆一改前人只重视乾嘉汉学的传统，而通过比较的方法，以较大笔墨对乾嘉宋学及乾嘉别派进行分析论述，并认为追求义理的宋学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在晚清学术研究中，钱穆反对烦琐的汉学考据，而颂扬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     

钱穆对清代学者的比较研究

钱穆善于用比较的方法评论清代学者,而且运用得娴熟精妙。纵观清代学术史,钱穆最为推崇的是清初诸儒之学,他高度评价黄宗羲的学术成就,充分肯定其在清代学术中的开山地位。在对乾嘉学术的论述中,钱穆一改前人只重视乾嘉汉学的传统,而通过比较的方法,以较大笔墨对乾嘉宋学及乾嘉别派进行分析论述,并认为追求义理的宋学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在晚清学术研究中,钱穆反对烦琐的汉学考据,而颂扬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     

通于古今,无物不然——从《论语新解》看钱穆的学术期待

钱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版的著作《论语新解》,旨取通俗,以务明《论语》本义为主,求其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指出了一条有别于学术探讨的读书道路。他的经典普及工作不仅是对《论语》的毕力钻研,也流露出对文化传承和民族复兴的殷殷期待。     

浅析钱穆教书育人的特点

钱穆的教学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寓教于乐,不拘泥于课堂不拘泥于教材,他讲课注重知识性、趣味性与思想性,在转化学生方面极富“心计”,效果极佳。本文借助一些具体个案,梳理出钱穆教书育人的几大特点。     

论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成书原因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钱穆潜心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力作,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之一。钱穆与梁启超在有关清代学术等问题评论上有明显的不同,因此针对梁启超论述清代学术的观点而发难是钱穆写作此书的主要缘由。此外,钱穆写作时正是卢沟桥事变的前夕,受国难忧患的激励,钱穆在书中以天下为己任,提倡民族精神,表现了钱穆在民族危机时刻的爱国情怀。     

从“高明”到“粗疏”——钱穆的阳明学研究述评

钱穆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初喜阳明学,后尊朱子学,总是力图绾结经学、史学与理学,最后走近朱子学是自然的。但是,钱穆对阳明学却有着前后截然不同的看法:早年说阳明"高明",晚年却说阳明"粗疏"。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钱穆对阳明学的研究都是基于一个固定的立场,且总是从一个单一的视角去介入,这与其在研究中总是渗入较为强烈的情感因素有着重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