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遗体捐献自我决定权与近亲属决定权的冲突与协调

自然人基于身体权享有捐献其遗体的自我决定权,其近亲属基于对尸体的所有权也享有对遗体的捐献权利.由于权利的排他性等因素,二者可能会发生冲突,从而阻碍遗体捐献的发展.目前,国际上解决这一问题存在“自我决定权优先模式”以及“等同模式”.自我决定权优先模式无法很好解决这一问题.等同模式解决两权利的冲突符合我国传统伦理,便于遗体捐献的执行顺利进行,也可以提高遗体捐献的概率,故我们国家未来遗体捐献立法对于遗体捐献自我决定权近亲属决定权的冲突应当采取“等同模式”.     

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

正今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庭暴力法》)是我国第一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这部法律里有哪些内容值得我们关注呢?第二条:"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浅谈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的诉讼地位与权利

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的诉讼地位和权利是个重要课题,确立和保障其地位和权利基本思路应当是立足于法律实践,着眼于近亲属及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和诉讼权利,认真考察实践中近亲属的合理范围、主观诉求、客观作用和现实可行性。     

遗体捐献主体决定权的行使及民法保护

遗体捐献决定权主体的界定是开展遗体捐献活动的首要和基本问题,对捐献主体决定权予以法律保护是遗体捐献顺利开展的保障.近亲属在死者死后占有和管理死者遗体,且遗体捐献的成功必须依赖近亲属的辅助,因此,在死者没有捐献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之下应该承认近亲属的捐献决定权;自我捐献决定权与亲属捐献决定权之间,国外有自我决定权优先模式和两者等同模式两种立法,我国应该坚持自我捐献决定权优先的模式;近亲属一致同意原则不利于鼓励遗体捐献,我国应该采取多数亲属同意原则;遗体捐献形式方面,有两人在场的口头遗嘱也应该作为捐献遗体的意思表示方式,鼓励捐献登记.     

影响力受贿罪主体研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自2009年2月28日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中设立以来,其犯罪主体中对＂近亲属＂及＂关系密切的人＂的界定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中笔者认为＂近亲属＂的界定应以《民法通则》中的规定为准,而＂关系密切的人＂应参照＂特定关系人＂的规定加以确定但并不止于其内涵,且其应在日后的司法解释中加以明确的界定才可在司法中严密适用。     

浅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认定问题

随着经济活动日益频繁、经济形式的日趋多样,现实生活中经济犯罪的手段、形式等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一新的罪名,不仅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要求,也符合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但是由于相关的司法解释没有出台,加之该罪规定上的不明确,使实际操作存在着已些困难。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界定之研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司法解释对《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规定的罪名表述,此罪的设立是完善我国《刑法》中的贿赂犯罪体系、适应司法实务以便更好的惩罚犯罪分子的现实需要,也是我国承诺履行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义务的要求。正确理解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对司法实务中对该罪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故本文针对法律条文中对该罪犯罪构成规定的主体范围的内涵进行具体阐释与探讨,以便使司法实务中能更好地贯彻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论犯罪嫌疑人近亲属权益之维护

通过对我国犯罪嫌疑人近亲属在法律地位中的困境的考察和对犯罪嫌疑人近亲属处境的人性化分析,阐述了维护犯罪嫌疑人近亲属权益的必要性及措施。提出应构建犯罪嫌疑人近亲属拒证权,完善犯罪嫌疑人近亲属辩护权,构建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精神财产损失的救济制度。     

死者生前人格利益的保护

自然人死亡后,原依附其身的人格利益是否存续？如果存续,其形式为何？当这种利益遭受侵害时,如何维护？本文对与死者生前权益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健全与完善我国维护死者生前利益的法律制度。     

从新刑诉法中近亲属拒绝作证权看“亲亲得相首匿”的中华法制传统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不得强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的规定,体现了我国封建社会“亲亲得相首匿”的基本法律原则。在以家庭为本位、重视血缘亲情关系、提倡礼与法相融合的中国社会里,这一富有人性的原则在古代司法制度中得到广泛应用。本文试以此为切入点,分析中华法系中“亲亲相隐”的法治传统的历史发展、长存于古代的原因及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