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歌本体论之三种命题

＂诗言志＂、＂诗缘情＂和＂诗达义＂三个理论命题构成了古代诗歌本体论的体系框架。古代既有＂言志＂之诗,又有＂缘情＂之诗,而＂言志＂诗和＂缘情＂诗又都包蕴着思想意义,＂志＂、＂情＂、＂义＂是构成古代诗歌本体的三个基本要素。这三个命题显示了古代诗歌本体论的多元化特点,共同诠释了古代诗歌的本质属性,建构了古代诗歌本体论的理论体系。     

在先秦儒家《诗》学的链条中观照《孔子诗论》

《孔子诗论》是距今大约2257年左右,即公元前三世纪的重要出土文物。它对《诗经》学中的基本概念,如"风"、"雅"、"颂","诗言志",作出了明确的阐释,在《诗经》发展史上,是儒家诗学系统的产物。在先秦儒家诗学的发展链条中,它在孔子与孟子之间补充了一个新的环节,从而为研究先秦儒家学派对《诗》的继承与创新的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方玉润《诗经原始》的诗学观研究

以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对具体作品的评论为依据,总结和分析他的诗学观:首先是对<尚书>提出的"诗言志"传统诗学观进行了反叛,使他对<诗经>的解读回归到文学审美的轨道上来;其次是对"温柔敦厚"传统的儒家诗教顽固的维护,又使得他对<诗经>的解读带着浓重的卫道者色彩;再次是对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的"原诗人始意"诗学观念进行探究,认为这一观念实际是从文学的特点去看<诗经>,而不是从历史的、经学的范畴去阅读和理解<诗经>,从而使<诗经>终于从经学回归到了文学,从道德说教回归到情感熏陶.无论是在清代还是在当代,这一诗学观念都具有指导阅读<诗经>原作的独特价值.     

试论陆机的“缘情”说

陆机的“缘情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先秦、两汉时期,经儒家规范了的“诗言志”占主导地位。“诗缘情”出现后,它对儒家的“诗言志”是个巨大的挑战;言情文学日益兴起,促进了我国五言诗的发展。陆机早期受了儒、道两家思潮的影响,略有形式主义创作倾向。晚年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在《文赋》里着重阐述了文学的艺术特征和创作规律;其文学主张是“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强调文质的统一。这是他的审美意识的进步和提高。     

“诗以言志“与“诗言志“

"诗言志"是古典诗歌理论的奠基之石,考察这个命题,就会发现它是从作为文学接受理论的"诗以言志"发展而来."诗言志"首先是一个文学接受理论,其次是文学创作理论."诗"的概念也经历了文献<诗>向文体诗的转换.     

论“诗言志”的理论内涵

"诗言志"这一诗学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理论包含有四个方面的内涵:其一,"献诗陈志",帝王公卿收集诗以观民风、查民情,考得失,这些诗经整理后成为《诗经》。其二,"赋诗言志",这是对文献《诗》的接受理论,时代从春秋始,在《左传》中记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其三,"教诗明志",也是对《诗》的一种接受,此时《诗》成为政教工具,孔子、孟子在这方面作出很大贡献。其四,"作诗言志",这时把文献《诗》还原为了文体诗,诗人的创作意识开始形成,荀子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尝试者,而屈原则正式开始作诗以言志。     

对20世纪以来“诗缘情而绮靡”说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是与传统“诗言志”相对的诗学理论,它体现了古典诗歌的抒情特质。20世纪以来对“诗缘情而绮靡”的研究主要围绕“缘情”、“绮靡”的含义以及“诗缘情而绮靡”说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诗论中的地位及影响等方面展开,对一些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于继承中有所创见。但对“诗缘情而绮靡”说尚缺乏系统全面的专题性研究,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与其在诗歌发展史程中的地位颇不相称。     

从唐代送别诗看“诗言志”的意蕴

送别诗并非如传统观念认为的重在写离别相思或故人情谊,而往往是诗人"彼时彼地"心绪的直接反映,而这种心绪更多地与诗人的现实境遇和理想抱负息息相关,是真正的"以诗言志"。送别只是触发诗人内心真实情绪的一种媒介。     

抽丝剥笋探求诗意——浅谈小语诗歌教学中的意境欣赏

诗，是最精妙的语言艺术，用最少的字词、最简练的结构、最优美的音韵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有无言之美，无尽之意，因此被誉为“艺术中的艺术，文学中的文学”。诗中营造的意境，更能使人心灵沉浸乃至陶醉。何谓“意境”？简而言之，就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艺术境界。“诗言志”、“歌缘情”，诗歌往往不对客观现实作全面具体细致的描绘，而是选取现实生活中最富有特征性的片段，描绘出一幅幅感人的画面，烘托出与这种画面相吻合的情调（氛围）。     

曹丕:“诗言志”向“诗缘情”发展的先导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关于诗歌本质和功能的两个命题,它们的转变有一个很复杂的历程。曹丕的创作实践及其文论就是其中一个异常重要的阶段,曹丕是"诗言志"说向"诗缘情"说发展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