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太子与竹林七贤

梁昭明太子萧统对竹林七贤似乎有着特殊的偏爱。他不仅根据七贤的能文程度,在《文选》中选录了阮籍、嵇康、向秀和刘伶的诗赋文章,而且还专门作《咏山涛王戎二首》,称颂山涛善处于君臣之间,王戎能晦迹而自保其身,在弥补了颜延之《五君咏》未取二人缺憾之余,也寄寓了个人因"埋蜡鹅"事发、备遭父皇猜忌的身世感慨。     

“竹林七贤”名号考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八)的篇目《魏记》对竹林七贤的评价,是一个具有贬义的重要转折。南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礼乐部》注引的《魏记》内容,并不是马鹏翔所说的《隋书.经籍志》中的"《魏纪》十二卷,左将军阴澹撰",而应该是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八)的篇目《魏记》;在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礼乐部》注引资料中,并非只引用书目,有时会书目、篇目兼引,有时只引用篇目,或概括引述,引用资料来源并不规范。在没有确凿证据出现之前,较早记载"竹林七贤"名号的文献,还是以东晋孙盛所著《魏氏春秋》和刘孝标注引的《晋阳秋》为好。     

“阮咸牌”琵琶在唐代的发现

竹林七贤代表着令人神往的名士风范,他们以其超尘绝俗的才情气质、个性禀赋,成为后人包括唐代士人崇拜和接受的偶像。从竹林七贤事迹中抽取了＂阮咸＂这个具有象征意义且颇具影响力的＂符号＂,展示七贤的代表人物阮咸之诗性与才情在唐代的嗣响,并以此说明七贤早已成为唐人的历史记忆,成为唐代士人精神传统与文学传统之一脉。     

朝圣七贤——百家岩竹林七贤文化遗存开发的历史依据与设想

以云台山百家岩竹林七贤游历地为依托,研究如何开发这已成为稀缺资源的地标性地面文物。笔者查阅大量典籍,钩稽相应的历史记录,融入灵动的人文轨迹,揭示竹林七贤生存的现状,为开发提供确凿的历史依据。最关键处,是强调作保护性的开发,即严格保护仅存的历史古迹,利用荒地进行拓展性的延伸,新建七贤堂等建筑,使之形成美仑美奂且古今合璧的胜迹,打造成文化大品牌。     

百家岩碑刻中的竹林七贤

从百家岩碑刻涉及的与竹林七贤相关的遗物或遗迹来看，主要集中于嵇康淬剑池、刘伶醒酒台、孙登啸台、竹林、嵇康锻灶处、王烈泉等遗址方面，与竹林七贤有一定关联的汉献帝避暑台、明月泉、七贤乡等遗迹或遗物也屡屡出现。这些遗址虽为历代文献所记载，但一些碑刻内容无论是地方文献还是其它文献却从未著录过，为竹林七贤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试论七贤形象在宋诗中的发展

竹林七贤在后世文学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宋代出现一批描写竹林七贤的诗歌,如曾巩的《多景楼》、李元膺的《洞仙歌》等。从现存的作品看,七贤形象在各个时期存在较大的差异,首先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代不同,同时宋代各个阶段也不同,主要原因大致可归结为社会经济、文化思潮及诗人的身世经历、心理情感变化等几个方面。     

竹林七贤的美育意义

竹林七贤以不相同的出身、经历和爱好兴趣,因为追求个性的自由而走在了一起。他们的人格和行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思考,促使我们淡化功名利禄追求和张扬个性;促使我们忘却形式追求真实的情感;促使我们抛弃求同的幻想尊重每个人的天性。只有这样,才有助于解决我们的个人利益问题,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竹林七贤的价值取向

竹林七贤作为魏晋时期士人的典范,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魏晋时期政治格局的变化紧密相连。在魏晋政局尚不明朗的情况下,竹林七贤采取了退隐而静观时变的态度。待政局明朗化之后,因为不同的人生操守,竹林七贤发生了分化,与司马氏政权合作者有之,远离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这些不同的政治态度,渊源于他们价值取向的差异,并进而导致了他们迥乎相异的人生结局。     

从建安风骨到竹林风度

时事造英雄,乱世出名士。乱世、英雄、名士诠释魏晋纷乱,建安三曹、竹林七贤、隐士陶潜评注时代风流。从慷慨热烈到激愤悲怆,再到冲淡渊放,魏晋时代的名士走出了一条感伤、萧散、渊淡、自然的文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