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枣高速公路盘古祠边坡稳定性分析

盘古祠边坡由于边坡初步设计不合理，2002年4月出现了滑坡，体积达万余m^3，滑坡治理费达40万元．为了对设计和施工起到超前预报与辅助决策的作用，本文对大量边坡工程实例进行了集成，建立了预测安全系数的ANN模型，并应用ANN技术对盘古祠边坡设计方案的Fs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初步设计方案导致滑坡是必然的．同时又进一步对治理后的边坡进行了Fs预测，治理方案由于Fs值较高，则是可行的，能保证更改设计后的边坡稳定。     

唐代道教与泰山祭祀考论

唐代道教成为国家宗教,泰山作为道教的名山洞府自然深受影响.唐代岱岳观双束碑题刻等史料记录了唐代五帝一后频繁行道于泰山的事项,表明泰山与唐代政治宗教的密切关系,也酝酿着泰山官方祭祀的重大变化.开元十九年是泰山祭祀史上的一道分水岭.此前,道教仅止于行道于泰山,此后,道教借助皇帝之力,并最终设计出了自己的东岳祭祀系统,与传统泰山祭祀系统相互影响融合,对后世的泰山祭祀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谈谈子路墓祠

子路姓仲名由，孔子著名弟子，少时粗鲁率性，但善良正直。子路弘扬“仁政”、“德治”。他“尚武”、“好勇”，但并非一介武夫，而是文武兼备，后世儒学称之仲夫子。子路勤政爱民，兴修水利，发展农业，重视教化。“负米养亲”“周游列国”“结缨遇难”等故事概括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仲夫子墓祠已审批河南省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政治现实与儒家思想的不同呈现——政治哲学视域中的《道州毁鼻亭神记》与《象祠记》之比较

当思想呈现于具体现实世界时,它必然对现实政治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在很多时候,需要根据具体政治现实对思想采取不同的表达方式。柳宗元和王阳明尽管基于儒家"夷夏之辨"的价值立场,从根本上排斥和否定以象祠为代表的淫祀,但基于对各自所处具体政治现实的体认和把握而采取了不同的表现方式:柳宗元直接显白地表示赞同摧毁象祠,而王阳明则通过改造象祠之内容而间接曲折隐晦地表达了对象祠的否定。     

关于刘节斋逐利玛窦出肇庆的动机——刘承范《利玛窦传》读后(二)

关于两广总督刘节斋驱逐利玛窦出肇庆的原因,利玛窦本人先后列举了三点:其一,刘节斋欲占据僊花寺而建立自己的生祠;其二,刘节斋顾忌外国人在肇庆,担心他们刺探军情,从而不利于国家安全;其三,刘节斋为获取黄白术秘密而迫使利玛窦移居它处。根据刘承范《利玛窦传》,刘明强和黎玉琴否认第一点而肯定第二点,也与其他学者一样忽视了第三点。由于刘节斋迷信黄白术而利玛窦享有黄白术盛名,刘节斋更可能是为获取黄白术秘密而将利玛窦逐出肇庆,但目的地不是澳门而是韶州。     

晋祠中的祠庙寺观建筑研究

通过对晋祠中祠庙寺观的分析与研究,运用祠庙寺观的分类方法,探讨了晋祠从一座祭祀唐叔虞的祠堂演变成集儒、佛、道于一身,汇祠、庙、寺、观为一体的古代建筑群的发展过程;总结出晋祠中的祠庙寺观是如何在各归其位的同时又互相联系、融合、转化,从而汇聚成为了今天晋祠与众不同的独特风貌.     

温州地区祠神的类型与特征

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祠神崇拜。在温州地区的祠神中,主神以男神居多,女神相对少些。人而神的民间祠神占了温州地区祠神的绝大多数,他们或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或是传说中的人物。温州本地神灵占有统治地位,其次是汉民族普遍信仰之神与周边地区传入的地方神。另外,温州地区的祠神具有下述3个特征,即流传范围的地域性、神神关系的无序性和神格角色的人间性。     

明清河南乡贤祠的教化功能

乡贤祠是祭祀当地德行卓著人的祠堂。明代自嘉靖、万历开始,乡贤祠逐渐迁移到文庙,有的地方文庙就是学宫,有的地方把学宫建在文庙内或文庙旁,更能突出乡贤祠的教化功能。为官一方的乡贤主要通过推广礼教、宣扬道德规范、旌德扬善、惩恶规过以及管理者的身教等形式教化本乡百姓,引导百姓施善避恶,净化当地社会风俗。以言传身教为主体的教谕、训导通过向士人传授儒家经书、程朱理学等途径以及自身的表率作用和乡贤祠的直观接触,教化士人。由于乡贤祠的教化,使一些百姓、士人见贤思齐,促成百姓向士人靠拢、士人向乡贤靠拢,有助地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未妨惆怅是清狂──读李商隐《圣女祠》三首札记

李商隐的《圣女祠》三首，表现圣女来去无踪（象征美好事物难以把握）和作者的忱挚追求．它和其他咏仙诗在思想上联系密切，是作者在特殊背景下的一种特殊而复杂的情绪的反映。因此，不能把这三首诗看成是讽刺女冠或描写作者与女冠秘密恋情的诗歌．     

辉县竹林寺调查

辉县的竹林寺时常出现在清代《卫辉府志》和《辉县志》之中,均表述为晋竹林七贤的游隐之地。为了解竹林七贤的游历地情况,对辉县市吴村镇所辖的山阳、鲁庄、重泉村等地进行调查,收集了一些关于竹林七贤、百音碑、竹林的传说,查访了竹林泉的现状以及相关的碑刻,并就竹林寺、七贤祠、竹林泉以及七贤故居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辨析。辉县市的竹林寺一带应当是竹林七贤的游历之地,但并非寓居地。辉县之"山阳县"与竹林七贤寓居的"河内山阳"是两个概念,不能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