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的美学追求

朦胧诗是20世纪70年代末崛起的一股诗歌潮流，它迥别于现代新诗而呈现出全新的美学追求：诗歌风格的“个性美”，诗歌精神的“人性美”，诗歌价值的“理性美”等发起了对经典政治诗学的挑战，重扬了以人的情思为核心的诗关理想规范。它是人道主义人性的复归，对过去痛苦时光的反叛，对人性失落的反拨，以“我”为中心，表达了新一代青年人的心灵感受。它是新时期文学觉醒的先声，建立起了新的美学原则，对整个新时期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批判意识与反思意识——“归来者”诗与“朦胧诗”价值取向比较论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人生信仰,相异的个体生命体验、生命意识,他们用自己诗歌塑造出不同的“文革记忆“。在诗歌的价值取向上主要表现为对昨天的不同态度:“归来的歌“是一种明显的批判意识,在批判中确立自我的合法性;而“朦胧诗“有一种明确的反思意识,在反思中寻找自我的位置。     

论第三代诗歌

“朦胧诗”后被称为“第三代”的诗人是新时期诗歌中一直未被定论的集体，他们以全面反叛中国新诗秩序开始，却没有建立起新的诗歌秩序，他们的创作活动将中国当代诗歌划分成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成为中国当代诗歌走向多元化、边缘化、个人化的分水岭。     

"狡猾"的勇敢:论朦胧诗人

十年动乱后,一群青年诗人从狂热中冷静下来,萌生了强烈的悲愤和浓厚的哀怨,他们以曲折隐晦的方式大胆地表现了独立的思索、不满、哀怨和愤恨,在特定的时代里以挑战者的角色机智地表现了自己独特的勇敢.     

“朦胧诗”到“后朦胧诗”：审美现代性的转变

“后朦胧诗”是以“朦胧诗”群体为整体超越目标,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的庞杂诗歌群体。与“朦胧诗”相比较,“后朦胧诗”的审美现代性转变主要表现在：抒情客体化的写作倾向、“反英雄”“反崇高”的诗歌价值观念和“反意象”“口语化”的艺术观念和表现形式。     

托尼?巴恩斯通对中国新时期诗歌的翻译

巴恩斯通对中国新时期诗歌的译介全面深入,在海外有巨大的影响力。他的译诗不仅强调对原诗的再现,而且注重译诗本身的诗歌性和审美性。巴恩斯通对中国新时期诗歌的选、编、译有明确的方向性,译介的诗歌往往有强烈的抗争精神。他的译诗不仅强调原诗中"意象"的再现,同时也对原诗中"声响"的再现问题给予了同样的重视。     

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

本文评述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关于“朦胧诗”的一场论争。既对论争中的一系列理论争端诸如懂与不懂、现实依据、诗与传统、整体评价，也对一些具体诗作，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这场气氛远非正常的论争，又一次证明了“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文艺界毫不例外。     

朦胧诗意象的呈现与意境的缺失

意象和意境是中国传统诗歌的重要美学范畴。意境是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审美意象。中国新诗作为从中国古代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异质文化，在呈现纷繁意象的同时，缺失了古典诗歌天人合一的意境美。朦胧诗在将意象化语体进行到底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反意境化倾向，但艺术上的反意境并不能阻止他们心灵上对意境的深深缅怀。     

杨炼早期诗歌和江河诗歌的重新比较

杨炼和江河被视为有同一审美创作倾向——即“史诗诗人”,经常被评家同时提起同时概括,称他们为“寻根文学”的最初范式。他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诗歌风格,如果把两个人的诗风做个比喻,杨炼的诗就好像海浪激荡的大海。而江河就是宁静的海滩。中国当代诗歌史缺少了对他们诗歌的解读。江河和杨炼试图从人类的发生地和历史的源头、从民族文化的根源那里重新出发,趟出一条人类存在的新的现实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