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神话”与社会现实之间──“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民国社会简论

将“五四”新文学运动放到民国社会的大背景中考察,就不难发现,它是应时应运而生,并随着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相应变化的。以往的研究主要从思想与文化方面切入,强调的也多是这两方面的价值重估。本文侧重从社会角度对新文学运动加以观照,着重分析其在文学“神话”与社会现实之间一以贯通的时代特征,并简单分析其历史成因与时代的局限性。     

对新诗与传统诗歌关系的重新审视——简评杨景龙《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

新诗的生成问题,从二十世纪至今一直是诗歌界极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绝大部分诗人、诗评家们认为,新诗更多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的养分,得益于“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1]这一观点的主要倡导者有梁实秋,他认为:“我一向以为新文学运动的最大成因,便是外国文学的影响;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2]。另外,还有些与这一观点截然相反的声音。而杨景龙先生的见解则比较独特,他认为“横的移植”和“纵的继承”应各占事实的两个方面,尽管中国新诗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西方近现代文学和文化的营养,但也不能不承认,几千年来的诗歌传统已经浸入诗人们…     

章士钊与新文学运动

当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派人物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掀起新文学运动以后，章士钊从文学的形式到文学的内容都对新文学运动的主张提出了激烈的批评。章士钊与新文化派在文学思想上的分歧主要是由于双方的社会变革思想不同而引起的。新文化派的社会变革思想属于进型，主张彻底改造现实和与传统决裂；章士钊的社会变化思想属于渐进型，主张新旧调和，反对除旧布新。由于章士钊的新旧调和论具有鲜明的保守色彩，所以章士钊在批评新文学运动过程中所提出的文学主张基本上是保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