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打歌”初探

“打歌”史称“踏歌”，是一种自娱性的民间歌舞。彝族“打歌”历史悠久、曲调优芙、歌词内容丰富、舞姿活泼多变，并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是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在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各种途径积极保护彝族“打歌”这一传统文艺形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重读弗洛伊德--文艺心理学方法论思考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百年来赢得无数的争辩，无论是其学说中的核心之处如无意识，或其学说在其他学科的渗透与运用，争辩除了学说自身的问题外，也不能忽视学科中蕴含的人文科学方法论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论文艺与宗教的共同特质

文艺与宗教在原始社会时期是混融在一起的。后来虽然在自己的进一步演化中走着各自不同的道路，但它们之间仍然具有许多共同的特质，主要表现在：1、都用感性直观的方式把握世界；2、都有追求人生哲学、人生终极关怀的目的；3、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     

日本政府与靖国神社

二战后,日本首相、议员多次参拜供奉包话二战战犯在内的靖国神社牌位的事件,造成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深远影响。本文认为:其历史根源和社会原因有:日本特殊的文化,日本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新国家主义思潮抬头。日本只有彻底的反省和承担二战责任,才能建立一种正常、健康、向上的中日关系以及日本和亚洲各国的关系。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本质再考辩的必要

20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学说逐渐渗入中国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形成深刻影响。人们在理解文学现象、建构文论体系、寻找话语方式的过程中不断从意识形态学说中获得启示,拓展了新的理论视域;但同时,也不断因为这种影响而形成偏向,甚至进入理论误区。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意识形态”能否通过“审美”的限定而获得对文学本质的界定力量?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论它们是否在历史上出现过,甚至被讨论过,在21世纪初中国新的文化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探讨,其意义依然是十分重要而急迫的。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化变,新的困惑与挑战不断产生。一方面,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商业文化的浮泛正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更多地离开它本应深深植根的中国现实,从而导致对中国文论传统和文学现象的进一步疏离。另一方面,理论方法的游移不定,话语方式的奥涩难解,阐述分析的疲软无力,这些十分明显的弊病的形成,又不能简单归结于文学理论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就其自身而言,经历了百年历史过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是否真正获得了作为理论的“自律性”与“自治性”,它在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本质问题的阐述中是否存在逻辑的不周圆,甚至逻辑的混乱,这是我们更加应该反思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考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由此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关于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乃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必要行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会停留在概念与范畴辨析本身,而会逐渐在文学理论的基本姿态、思维方式和学科理路等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显示出来。这里辑发的7篇文章,紧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分析。我们的希望是,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回到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问题上来,使中国当代日渐繁复的文论状态,在严谨的心态与缜密的思维逻辑中获得更多的纯化与升华。(张永刚)     

君子不器:当代大学育人目标探析

“君子不器”即君子不像器物，只有一种用途，而要学道得道，因道乃诸器之本。当今社会需要的是体无不备、用无不周的得道君子，即能够以不变的道应对万变的器的通才，而当今大学的育人目标与课程设置大都是为培养成器的专才而设立的，因此，应该调整大学的育人目标，变培养实用型人才为培养通用型人才。通过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把传统与文艺鉴赏、现代科技知识结合起来，增设新课程，把学生培养成为能终生适应社会发展的有用人才。     

论民俗风情在文艺作品中的多重价值显现

民俗风情对文艺创作有着根本性的制约作用，文艺民俗学因之而成为文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民俗”在民间创造和传承过程中具有集体性、传承性、神秘感及地域时代差异。民俗与文艺的结合与互动，缘于人类把握世界和表达自我的共同需要，是一种植根于民族文化深层的普遍性文艺现象。民俗从内容描写上的渗入与补充、形式构成上的影响与借鉴两个方面对文艺创作产生影响，体现出自身的多重艺术价值。强化文艺的民俗倾向，是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有效途径。     

现代反科学主义思潮的科学文化观

现代反科学主义思潮的科学文化观是对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反动。作为一种新的科学文化观，它有其片面性和偏激性，但对于我们今天科学文化观的“格式塔”转换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评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

哈耶克在20世纪40年代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是人类思想史中第一次正面地对科学主义思潮进行的批判。他采取了一条清晰的批判路径，从多个方面论证了科学方法滥用的危害，从而揭示出科学主义思潮暗含的诸多危险，如将导致人们对计划的渴望，以及极权社会的出现，进而批判了科学主义的狂妄和人类对理性的盲目崇拜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