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仓显先生批评《有感》一文的回答--材料的再批判

针对仓显先生的辩护，对苏北提供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释满家的《施氏家簿谱》、杨新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以及《兴化县续志》所载的《施耐庵传》进一步阐述本人的观点，加以再批判。     

未免有浮夸之嫌——且说“弄《水浒》惹大祸”

白驹施彦端一些真实可靠的史料文物中,并无"中进士"、"字耐庵"、"著水浒"之类记载,而一些学者却以"著《水浒》惹大祸"来辩解其无;相距施彦端四五百年之后,居然出现上述内容,而一些学者却以朝廷无力"禁《水浒》"来辩解其有。这些,都未免有浮夸之嫌,实难以此论证"白驹施彦端进士,字耐庵,为〈水浒传〉作者"。     

对仓显先生批评《有感》一文的回答——材料的再批判

针对仓显先生的辩护,对苏北提供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释满家的《施氏家簿谱》、杨新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以及《兴化县续志》所载的《施耐庵传》进一步阐述本人的观点,加以再批判。     

汉末至刘宋时期郑玄形象的转变

汉末至刘宋时期,郑玄形象经历了儒者——隐士——"以儒行为处士"的学者的转型。郑玄儒者形象的形成在于他调和今、古文之争的学术贡献,以及备受曹魏统治者推崇的学术地位。郑玄隐士形象的形成在于曹魏、西晋时期王学的冲击,郑玄经学的权威地位遭到动摇;而且此时玄学大盛,隐逸之风盛行,本质原因在于郑玄隐居教书的行为符合汉末隐士的行为特质。郑玄"以儒行为处士"的学者形象的塑造则在于人们从学与行两方面看待郑玄,从而将儒者形象与处士形象结合起来。除上述形象以外,由于东汉以来谶纬迷信风气大盛,郑玄本身又具有丰富的谶纬知识,因此,在传记、文学作品中郑玄还表现出精通谶纬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