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辑的观点看波爱修斯的共相学说

共相问题是逻辑学和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之一。对共相本质的争论源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代表了在该问题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三世纪，波菲利提出了关于共相的三个最根本的问题，但他没有做出结论。六世纪初，波爱修斯着力于用逻辑的方法再论共相的实质，但他的结论动摇于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之间，并最终归于柏拉图主义。他的这一结论加剧了对共相问题的争。     

虚概念探源及其内涵与外延关系析

传统逻辑本无虚概念一说，由于现代逻辑的兴起，空类，自然数0的定义和空集的提出，孕育了虚概念的诞生；虚概念的提出有着深远的意义，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分辨所谓的“假概念”。尝试对虚概念内涵、外延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小结二者的关系：内涵不同，外延等值；内涵在相对意义上无限丰富，外延却在绝对意义下保持不变。     

救赎的不可能--鲁迅、张爱玲和巴金创作上的互文性

现代启蒙者一直确信个体和整个社会被救赎的可能性，个性自由和社会进步的积极前景也一直被评论家阐发为“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的主流和本质。然而，在鲁迅、张爱玲和巴金的作品中，儿童的成长轨迹和成人的生存状态相互映照相互阐发，显示出启蒙者自身也处在双重的困境中；而个体人物所具有的哲学上的共相显现，更明证了救赎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是微乎其微的，救赎的逻辑起点根本就是悖谬的。同时，三位作家对于启蒙的深刻思考，更使得他们的创作具有了本质上的互文性。     

自然律的哲学解释与AI物理学家

随着人工智能系统的发展,发现自然律已经不再是人类科学家的特权了,最近开发的人工智能系统——AI物理学家在探索如何发现自然律上有重要的突破。不管是科学家还是智能机器都会秉持一些基本原则去发现规律,这对我们理解自然律的本性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关于自然律的哲学理论应该符合科学实践,甚至受到科学实践的指引。在自然律的哲学理论中存在共相论、最佳系统论等不同理论。本文尝试从AI物理学家发现物理定律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和科学家发现自然律的标准出发,来看待不同的自然律理论的优劣,从而为自然律理论的证成寻找更为合理的标准。     

从概念思维到本源思维

一切概念都来自于意识的同一性构造,而后者则是以分别识在综合的"看"中给出的共相(标准性的整体表象)为基础。因此,如果说概念思维是以概念去理解与把握事物的思维,那么,概念思维就不仅是以分别识为基础,而且是以分别识构造出来的共相,以及通过共相进行的同一性规定为基础。这意味着,概念思维所打交道的是、也只能是同一性中的事物。相反,本源思维则与同一性事物无关,而只与自在物即事物本身相关。     

从科学哲学到文化哲学——B.C.斯焦宾院士思想轨迹追踪

此文为祝贺斯焦宾院士80华诞而作。斯焦宾是世界著名哲学家,俄罗斯(苏联)科学哲学的奠基人。在苏联时期,他主要研究了科学的结构和发生、科学基础等问题。他建构性地引入了抽象客体并建立起它们之间的联系即理论图式,阐明了理论知识的结构和发生机理;创造性地提出了研究的理想与规范、文化共相等概念,论证了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基础的启发和预见功能。苏联解体后,斯焦宾主要关注了科学理性的历史进化、文明发展的类型等问题。当从传统文明向技术型文明转变时,经典理性和非经典理性找到了生存的文化土壤;当技术型文明的基本价值观被打破时,后非经典理性才是我们克服全球危机的不二选择。     

口译"顺译"的认知诠释

本文指出口译因为具有和笔译不一样的特征而导致了口译实践中译员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翻译方式——顺译,进而分析顺译的优点并特别剖析了顺译背后隐藏的认知理据,指出它是建立在充分的认知理论基础上的,即:人类短期记忆容量的有限性、译员认知资源的有限性和英汉语言的共相性。     

传释与汇通:叶维廉"文学模子"理论及其应用

人们在认识外界事物时往往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并受制于自身的经验.本文通过叶维廉的"文学模子"理论的探讨,寻求跨越经验阈限的策略,即采用文化传释、寻根探源、寻求共相的方法,消除先入之见,建立双向阐释、互为语境的比较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实践.     

罗素的本体论思想及与名称和摹状词理论的关系

罗素的本体论思想与他的名称和摹状词理论具有密切联系。简单事实是关于世界的基本事实,其基本成分是殊相和共相,殊相是本体;原子命题描述简单事实,其主词是名称,名称是对殊相的命名,而只有亲知的殊相才能够被命名;形式上占据主词地位的并非就是名称,因为它并非必然是亲知的,因而日常被认为是名称的符号通常是缩略的摹状词。摹状词理论体现了罗素本体论上的思维经济原则。     

境界与觉解--冯友兰境界与觉悟理论述略

一般认为,冯友兰将理学概念转变为逻辑概念,超越但不内在了。但是冯友兰的目标在于对“宇宙”“大全”的把握,在此基础上使人的境界有一个根本的提升。但是对宇宙、大全把握之前必须对其有一个“性理”的确认,这两者互为表里。其目的在于通过“共相”抽象、超象的认识,超越个体对感性存在的执著,使人获得对自身在社会及宇宙中的确证,这个过程本身必然也必须内蕴道德直觉对形上学的参与。冯友兰将人的觉悟归结到灵明知觉的发展,他的问题在于“灵明知觉”本身有强烈的认识心的色彩,但是他在对“大我”的追寻与确证中自觉不自觉地修正了前述认识,实际肯认了道德自我的发展进程,但是他的根本进路既不纯粹是程朱式也不是陆王式,而是借助西学成为儒释道的混合体,在“成相”和“扫相”的矛盾中使人既看到观念认识的局限性,又看到观念认识及其超越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成为个体精神修养的一种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