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犯关系脱离的比较研究及对我国司法实践的启示

共犯关系的脱离与共犯中止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共犯脱离理论很好地解决了在共同犯罪人不能构成共犯中止，在司法审判中按犯罪既遂对待又过于严厉、造成罪行不均衡问题。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中目前未吸纳共犯脱离理论，外国刑法学界对该理论探讨较为深入，是否应当吸纳该理论？如何吸纳该理论？是在立法中明确增加共犯脱离，还是依照现有法律规定就可以做到对共犯脱离人罪行均衡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挪用公款罪认定中的若干问题

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挪用公款罪的认定主要涉及到“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理解、公款的范围、挪用公款的数额计算、挪用公款罪共犯的认定、挪用公款罪转化为贪污罪的认定等几个方面。     

浅谈片面共犯

片面共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由于刑法学者的基本立场和共犯观念不同,在片面共犯的归属问题上自然结论各异。而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刑法学者及刑法理论也应与时俱进,树立全新的共犯观念。     

间接正犯概念演变及其情境

初始,间接正犯系正犯·共犯分离体系下,限制正犯概念在共犯极端从属性说处罚遗漏现象下的直白描述,仅具名称。而后,共犯限制从属性说通行,间接正犯的外延仍旧扩张,其内涵飘忽不定。刑法理论自觉从"正犯性"定义间接正犯,在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对其内涵的阐释下,间接正犯从直指现象的名称成为内涵丰富的概念。其演变的背后反映了刑法理论的变迁——共犯从属程度从极端从属性说到限制从属性说;正犯·共犯区分基准从形式客观说到犯罪事实支配说;共犯处罚根据从责任共犯论到因果共犯论;刑法理论从形式观转向实质观。纵然包括间接正犯概念在内的刑法理论转向实质性,但其形式性无法亦不应被湮没,刑法理论必须承认并安置必要的实质性元素,以寻求二者平衡,并维系自身合理性。     

我国教唆、帮助自杀行为可罚说质疑

近年来,一系列有关教唆、帮助自杀的典型案件经媒体报道而广为人知。这些案件的判决结论在舆论场上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在学界也激起了学者们关于教唆、帮助自杀行为定性的又一轮思考。应当说,教唆、帮助自杀行为既不能够单独入罪,也不能被论以故意杀人罪的共犯。在现行立法框架之下,其可罚性得不到合理的理论证明。在理论界与实务界作为主流观点的可罚说,不无反思之必要。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帮助取款人的刑事责任分析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日益猖獗且形成了以诈骗犯罪为中心的黑灰产业链。对于帮助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分子取款的人员是否成立诈骗罪共犯,实务中存在“同案异判”现象突出、判决说理不够明确充分的问题。对此,应当着眼于传统刑法理论中共犯处罚的基本原理、诈骗罪的基本构造,对相关法律规范的内涵作出准确理解。行为人之间有无事前通谋,是司法机关对取款人区分适用诈骗罪共同犯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要点之一,具体案件中应综合各类涉案因素进行判断。取款人在诈骗罪既遂前参与犯罪的,也可认定为共犯,同时,办案人员应采“失控说”的标准对诈骗罪是否既遂进行判断。     

浅谈事中主动帮助行为是否构成共犯

本文通过案例进行分析,并提出事前无共谋事中主动帮助行为应定性为共犯的建议。     

明杂剧《僧尼共犯》简论

冯惟敏的杂剧《僧尼共犯》,通过僧尼的爱情故事,肯定人的情欲与物欲,反对封建礼法与佛教清规,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在艺术上妙设科诨,重视宾白,提倡本色,并对杂剧体制有所创新.     

共犯与身份——对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定罪问题研究

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与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共同实施真正身份犯时，构成共同犯罪。对这一点，学界几乎没有争议。但“构成共同犯罪”并不等于认定罪名。如何认定其罪名呢？在这里需要注意一个前提，就是所谓“不具有特定身份者”包括两种主体：一为无身份者，这是与身份犯相对应的，如盗窃罪中的犯罪主体；一为彼身份者，这是与其他身份犯相比较而言，如国家工作人员是贪污罪中的特定主体，而公司、企业人员则为职务侵占罪中的主体，这两种主体彼此之间就属于其他身份者。而在此，本文重点讨论前一种情况。     

论独立教唆犯

刑法典关于教唆犯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其原因在于对独立性说与从属性说的调和。我国刑法应当以独立性说作为立法的理论基础，将独立教唆犯按照预备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