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淮抚李三才

晚明党争中，淮抚李三才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浙、宣、楚等党攻击他贪且奸，而东林党人对他则推崇备至。客观地看，李三才并不廉洁，但又是一个有胆量，有才干，正直的官僚。他多次犯颜直书，智除横行一时的税监，治淮也极有成效，只是处于党争的夹缝中，结果成了党争的牺牲品。     

陆时雍死事考

陆时雍之死与戴澳有密切关系。崇祯十二年至十三年之间,戴澳弹劾文德翼、王凝命,这是非东林集团与东林集团的政治斗争。由于此时戴澳所代表的非东林集团势力已处于劣势,兼之此弹劾本系诬告,最终戴澳被逮入狱。陆时雍曾受戴澳赏识,在这场斗争中因提供伪证也被牵连下狱,不久即卒于狱中。     

王铎与弘光政汉治

王铎是南明弘光时期政坛上的重要人物,但其此际的政治活动却颇为人非议。本文地王铎入阁的原因、与伪太子的关系等进行了考评,驳正了一些因袭以久的错误观点,并对其调和内部党争,反对弘光荒淫及马阮误国等事迹进行了梳理,评价了王铎在弘光政权中的特殊性及重要作用。     

伦理政治的内在矛盾与明后期的腐败──从张居正到魏忠贤

中国传统政治本质上是一种阴谋与暴力的统治，形式上却表现为伦理政治，它包含着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内在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在明代被充分展开，导致了明王朝走进腐败与崩溃的深渊。从张居正到魏忠贤，包括其间的东林党人，尽管他们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颇不相同，但他们无不例外地成为伦理政治矛盾的牺牲品，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不仅仅是明王朝的悲剧，更是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文化的悲剧。     

明代科道官参与廷议之得失

明代科道官不仅广泛参与议政,而且一些重大廷议活动往往由他们发动,有时甚至控制了廷议。科道官参与廷议体现了地主阶级内部最大限度的民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权的非正常行使,减少了许多重大问题的失误,有利于朝廷决策的正确性、可行性,以保障国家机器和社会机体的正常运转。然因皇权高度膨胀,科道官议政势必受到皇权的制约,其作用是有限的;尤其是明中叶以后,科道官多卷入党争,其议政都从党派利益出发,已无积极作用可言。     

论王锺翰对康熙的研究

王锺翰从事清史与民族史研究,既继承了中国史学重视考据的传统,又较多地在唯物史观思想指导下运用发展的、全面的眼光考察历史人物。王锺翰深入分析了一些学者对康熙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更深刻的看法,对于理解和认知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莺莺传》与《霍小玉传》之社会风评探析

《莺莺传》与《霍小玉传》是唐代传奇小说中的两篇优秀代表之作。两部作品在写作时代、社会背景、故事结构以及人物设定方面均有相同之处,但社会风评截然相反。当时的社会风尚和政治状况,传统的女性道德、新旧道德并行以及政治斗争等三个方面是两篇传奇呈现不合理的社会风评状况的深层原因。     

南唐党争中的文人心态转变论略

五代作家的人格心态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化而发生了质变，这种质变在当时文人生活条件最为优越、创作成果最为丰富的南唐，表现得尤其明显。正是这种文人心态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南唐党争的产生与延续。南唐文人的心态大体分为三种，其中，追名逐利的处世心态与意气用事、相互诋毁的仕宦心态是南唐党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沉迷声色、逃避现实的人生取向则体现出了南唐党争对于文人心态转变的影响。     

新旧党争背景下的秦观元祐诗风探讨

元祐时期是秦观政治生涯的高峰,但受党争影响,仕途几度波折,心态随之起伏不定。秦观元祐诗反映出其在元祐八年前后的心态波动,形成了较独特的诗歌风格,其中酬唱诗、赠答诗风格沉郁凝重,而写景、抒怀诗多流丽淡泊,为我们展现出秦诗在特定环境和心境下,由熙、丰年间的清新妩丽向绍圣后凄厉幽沉诗风转变的过渡轨迹。     

西晋党争与伐吴战争之关系论略

太康元年，西晋不出三月而一举灭吴。其实当初西晋伐吴之时，并非是一帆风顺。伐吴的策略，是羊祜最先提出的，在他殁后，由张华，杜预，王睿等人继成其事。而贾充，荀勖和冯沈等人则从开始就极力反对，幸亏张华，杜预等人的积极努力和武帝的坚持支持，伐吴才得以最后成功。只是在伐吴问题上意见一致的张，杜，王三人并不能称之为一个党派，他们不是一贯结合在一起的贯充一党的对手。所以，在伐吴之后，他们不但并未因伐吴之功受到重用，反而遭到了疑忌，排挤甚至底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