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观转型与“象思维”之失

20世纪初以降，自从教育制度西化之后，在开启科学思维理性之窗时，却关闭了自己“象思维”的悟性之窗，致使中国学人陷入失去主体话语境地。后来几代学人，由于只有单一科学思维理性，以至于不能真正进入和领会中国传统经典。中西思维方式不同，源于语言不同。“象思维”作为前语言前逻辑的思维，是最具本原性和原刨性的思维。在“轴心时期”，西方在“象思维”基础上产生出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并逐渐构成西方文化主流的思维方式。而中国的“象思维”则经过儒、道、佛三家而推向高级形态，构成中国文化主流的思维方式。崇尚不同最高思想观念（非实体与实体）的中西思维方式，各有不同的功能和价值，但都非万能。两种思维方式相互不能取代，而只有经过会通，才能推进各自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制约中国古代科技传播的因素分析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显著，但科技传播相对滞后，影响了科技的发展。本文分析了制约中国古代科技传播的因素，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科技自身、传播媒介及受众等众多因素，以期能为我国现阶段的科技传播事业提供一些借鉴，促进我国科技的更快发展。     

“崇陶”现象的发展流变——兼论儒道互补在“崇陶”现象中的体现

崇陶现象是中国古代文学和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它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后世文人对陶渊明不慕名利的高贵人格和归隐田园的隐逸行为的推崇;其次,是对陶渊明平淡自然的田园诗中表现出的归隐之乐和宁静心态的向往和崇敬。崇陶现象的产生及流变,不仅表明了道家隐逸文化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之深,而且也是儒道思想互补的重要体现。     

论明代数学发展之衰落及其出路的选择

中国古代数学发展至明代出现了"衰落"状况。科举科目变化、政治因素限制、社会思潮变迁、教育制度改革等元素,成为"衰落"的外在诱因。而数学发展自身失去前进动力,象数学成为社会批判对象,则成为"衰落"的内在缘由。为了拓展生存空间,中国古代数学开发出两个创新路向:珠算学与中西数学会通。前者突显出作为工具性数学的实学、实用特质;后者引发出数学发展的一系列"嬗变":内算与外算地位互换,数学思维方式发生变化,大批新式"会通"著作涌现,数学学科的社会重视程度上升,规划出后世数学发展方向等。     

论《京华烟云》之姚木兰

林语堂的小说以“向外国人讲中国文化”为主旨。在浓重的文化氛围中塑造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由于林语堂“一捆矛盾”的博杂思想表现为动态的忽东忽西、时道时儒或亦道亦佛，因而他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也表现了人物性格的“互补”性、“和谐”性。     

中华经典研读之《易经·系辞》八十四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这段话的本意是：拳人看到天下事物的变动，凶而观察其会合变通，以推行其典章礼仪，缀以爻辞，以推断吉凶，这就是爻。     

论魏晋时期的儒道互补

自汉代以来，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中，先秦文化的诸家中只有儒、道两家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由于儒道两家的思想存在差异，而其思想又都对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是以儒、道互补为其基本格局，而这种儒、道互补在魏晋时期的玄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关于史学传统继承问题的思考

本文通过论述中国史学传统中“春秋笔法”及“会通思想”的中断和继起、揭示其社会历史原因和文学自身发展的原因，从而对中国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作一些探索。     

现代新儒家与新道家

新儒家是接着历史上的儒家往下讲,而不是照着讲.历史上儒家与道家有诸多相通相近的地方,并取长补短、共同发展.顺此而下,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熊十力、牟宗三、冯友兰、方东美、唐君毅、马一浮等人都在不同侧面和不同程度上对道家思想有所研究与吸收.现代新道家同样是接着历史上的道家讲,是对道家思想形式与内容的某种创新.现代新儒家与现代新道家的关系也与历史上的儒道关系类似,在相互促进中共同发展.现代新道家的建构刚刚开始,在时间上晚于现代新儒家,需要积极研究新儒家的成果,并从自己的立场上开展哲理的运思与体系的建构.     

试论先秦儒道互补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内涵博大精深,它们在对人生与世界的认识上都有独到的见解.二者之间具有共性,也存在极大的差异.中国文化特有的环境促进了儒家和道家的互相借鉴和吸纳,共同影响了中国人的群体性格,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峰.两种思想体系并行不悖向前发展,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