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耶稣会士的中国研究及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16世纪以后,带着对古老中国文明的憧憬,大批西方传教士离别故土,踏上了寻找中国的旅程。这些来华传教士成为东西方两种不同文明交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17—18世纪间,法国耶稣会士成为在华传教的主角。他们致力于对中国的考察和研究,取得了辉煌成功,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进而引发了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本文从法国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历史背景以及历史发展进程入手,论证了法国耶稣会士的中国研究及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即刺激了欧洲本土对中国的研究,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引发了欧洲的中国热,在法国汉学历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奠定了19世纪西方汉学的基础。     

科学、知识与权力——日影观测与康熙在历法改革中的作用

17世纪60年代,受杨光先反教案的触动,康熙开始学习西学。他不仅在业余时间勤奋学习西方历算,也将科学作为控制汉人的手段。作为外来的知识,欧洲科学在康熙的政治生命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根据对1668年和1692年两次日影观测的分析,讨论了康熙学习西学的起因,以及他如何运用科学新知在汉族大臣面前作秀;并根据中西文史料,以1711年夏至日影观测为例,详细分析了事件发生的原委,康熙借助科学控制耶稣会士的目的,以及知识和权力交织的复杂背景,这将有助于理解1713年蒙养斋算学馆的建立和历法改革的真正原因。     

论晚明来华耶稣会士的公关艺术——以利玛窦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很好地运用了现代公关艺术。他们在组织内部统一传教思想,推行适应策略;对外改装易服、结交士人、传播学术,最终获得在华传教的成功;同时也成就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段美丽佳话。     

利玛窦笔下的中国佛教形象

论文作者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原理和方法，如“套语”、“自我”与“他者”等，通过文本材料的考辩与分析，从中国学者的角度，来考察作为形象的制造者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如何认识和看待佛教的以及他与中国佛教关系，探讨“蜕化为国有”的中国佛教与作为“他者”的基督教在流传中国的过程中的异同规律。     

略论清朝“三皇”对中法文化交流的作用和影响

中西文化交流在康乾时期达到历史上的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来华传教士中法国籍人数最多,将"中学"传入欧洲的内容也最多。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中法文化交流成为了主流、主渠道。康熙帝睿智好学,广纳外国传教士,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雍正帝严厉禁教,中西文化交流日趋滑坡,但仍有一些科技知识在进行交流。乾隆帝继续禁教,但仍留用宫中传教士,中法文化交流在个别科目上尚有继续和发展,在总体上呈现出停滞不前的局面。纵观中法文化交流史,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潮涨潮落、跌宕起伏,时而辉煌,时而凋敝。为后人提供了很多思考和借鉴。     

康熙时代西方数学在宫廷的传播--以安多和《算法纂要总纲》的编纂为例

考察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AntoineThomas，1644—1709)在康熙宫廷所从事的数学活动，通过对比，证明《算法纂要总纲》是在他的拉丁文著作《数学纲要》(Synopsis Mathematics，1685)的基础上编译的，此译稿部分内容后来被纳入《数理精蕴》；对现存《算法纂要总纲》的各种版本进行了比较，希冀对康熙时代西方数学的传播有更清晰的认识。     

澳门耶稣会向内地发展的重要跳板——利玛窦在韶州的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

澳门自从被明朝政府允许葡萄牙人租地居住、传教以后,西方基督教势力也纷纷涌入。圣保禄教堂通过努力允许在肇庆设堂传教。但耶稣会的目的是深入内地,韶州成为他们理想选择。利玛窦等在韶州的六年,主观上是为进军南昌、南京、北京做了准备,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使韶州成为澳门耶稣会向内地和首都发展的重要跳板。     

明清之际"礼失求野"论之源与流

明末随着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中国士大夫开始学习欧洲科学和宗教。为消除接受西学的障碍,一些文人提出不同学说,为输入西学铺路,这些学说后来被清初学者所采用。文章试图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分析士人对西学的看法,特别是分析明清之际“礼失求野”论发展的源流及其在西学传播中的作用,希冀从整体上把握明末清初士大夫接受西学的态度。     

Making sense of Day 1 of the Two New Sciences: Galileo’s Aristotelian-inspired agenda and his Jesuit readers

This study proposes an explanation for the choice of topics Galileo addressed in Day 1 of his 1638 Two New Sciences, a section of the work which has long puzzled historians of science. I argue that Galileo’s agenda in Day 1, that is the topics he discusses and the questions he poses, was shaped by contemporary teaching commentaries on Books 3 through 8 of Aristotle’s Physics. Building on the insights and approach of theorists of reader reception, I confirm this interpretation by examining the response of professors of natural philosophy at the Jesuit Collegio Romano to Galileo’s 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