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探析

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形制具有多样性和鲜明的特征。其内部结构及墓葬形制复杂多变，墓葬的方向也不一致，而且相互之间存在着叠压关系，各有阶段性特征。初步结论为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带有自然崇拜色彩的祭祀中心。这是因为随葬品只有玉器和筒形陶罐而没有生活用具，墓向混乱，表明墓主人如生前般各司其职。它还是当地原始农业发达的表现和缩影，其形成时间延续了四五百年。     

从孔子天命观看儒学与宗教的关系

孔子对天命鬼神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决定了儒学的非宗教性，而他重视现实、关注人生、突出祭祀、慎重追远等特点使儒学具有了浓郁的人文意识，也使儒学为中国人的生活及思维方式确立了基调。了解孔子天命观的特点有助于我们把握儒学的特点及其与宗教的关系。     

凉山彝族民间歌舞述略

本介绍了存在于凉山彝族民间婚礼、节日、丧葬、祭祀、娱乐这几个民俗事项中的几种主要舞蹈。     

上海民俗的泛化及其发展

民俗文化随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都市民俗文化的变迁主要表现“泛化”，泛化的根源在于历史原因、民风变革、心理原因、科技进步等。     

景德镇祭祀礼俗的文化本性及其现实意义

景德镇,一座具有一千多年制瓷历史的名镇,世世代代的瓷业工人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陶瓷文化。在陶瓷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景德镇祭祀礼俗的文化本性直接体现于各种祭祀活动,而文化的本性是贯穿着人文关怀的理念,体现着一个民族善良灵魂的依守。恰由于有了这个善良灵魂的主导,景德镇祭祀礼俗必然赢得充实的生命内容,与进步的文化生活相辉相映,展现出无与伦比的生命魅力,为世人所瞩目。     

汉武帝时代国家祭祀的逐步确立与《郊祀歌》十九章创制时地考论

研究汉<郊祀歌>十九章应从武帝时代郊祀制度入手,要把握三个原则:一为"先正后杂",即区分武帝时代"正祭"(如雍五畤、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泰山明堂)与"杂祀"(甘泉寿宫的巫术祭祀、方仙道、齐地八神等),前者为武帝亲临的国家祭祀,后者为祠官所领;二为"先祠后乐",元鼎六年(前111年)之前虽已设立雍五畴、甘泉泰畴和汾阴后土之祠,但献祭仪式基本属于"礼物献祭"或"食物献祭",元鼎六年以后郊祀乐舞的创制是皇帝亲祀的最高级的形式,同时也是考察<郊祀歌>创作的重要指针;泰山明堂虽建于元封元年(前110年),而明堂乐歌则创制于太初元年(前104年);三为"正散兼有".即区分用于郊祀仪式的"正歌"(用于甘泉泰畴和汾阴后土、泰山明堂的乐歌)和不用于仪式却被收录于<郊祀歌>中的"散歌",这些"散歌"基本上是武帝巡祭或求仙路上的祥瑞歌.根据上述三原则,制定了<郊祀歌>创作时地表,分析了武帝郊祀活动的宗教心理根源.     

唐代道教与泰山祭祀考论

唐代道教成为国家宗教,泰山作为道教的名山洞府自然深受影响.唐代岱岳观双束碑题刻等史料记录了唐代五帝一后频繁行道于泰山的事项,表明泰山与唐代政治宗教的密切关系,也酝酿着泰山官方祭祀的重大变化.开元十九年是泰山祭祀史上的一道分水岭.此前,道教仅止于行道于泰山,此后,道教借助皇帝之力,并最终设计出了自己的东岳祭祀系统,与传统泰山祭祀系统相互影响融合,对后世的泰山祭祀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探析帝王长生欲望的外在行为表现

帝王在长生意识的驱动下,其外在行为呈现出不同的倾向:秦汉时期受方士大加渲染的东海三神山传说的影响,主要致力于入海求仙,反映出这一时期重视从人的外部世界获得启示或药物从而成仙的心理特征;魏晋后则随着道家升仙理论的成熟逐渐转向炼丹服食,反映出求仙者主体对自我力量的肯定.同时伴随二者的还有祭祀、封禅、营建楼台宫观等一系列候神行为.     

由《御制正孔子祀典说》碑记探究济源文庙的兴衰

通过研读新发现的明嘉靖皇帝御制碑刻，探讨碑记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祭祀孔子的礼制改革在济源文庙的推行，简要分析了明清以来济源文庙的布局和兴衰变迁的历史风貌。     

唐代祭神文论略

唐代社会神灵崇拜非常普及,祭神成为整个社会的风俗,与之伴生的祭神文在此时达到空前繁荣,文能通神的信仰盛行于世;唐代祭祀文化与祭祀文学存在密切相关性,唐代祭神文参与仪式,使仪式更具交流沟通性,让行为与过程再现并留存于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