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选择元稹“休兵”即“消兵”说商榷

陈寅恪认为：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元稹作《连昌宫词》，呼吁“努力庙谟休用兵”，是12年前同白居易应制举时所持“销兵”说的继续；“休兵”说同于唐穆宗初期宰相萧克、段文昌的“消兵”说，元稹因而得志于朝；与主战派裴度政见对立，故又受到攻击并遭贬；“消兵”说导致朝廷再失河朔。陈说不确。白、萧、段的“消兵”说，指天下军队逃、死不补，自然减员。元稹从无这种主张，所说“销兵革”，指朝廷推诚于下，推敬于外，化解矛盾，消除战争，核实军籍，农战相兼。元稹一向主张并参与镇压藩镇判乱，“努力庙谟休用兵”，是盼望最终太平，不再用兵，这同裴度完全一致。元稹见重于穆宗，并非由于“休兵”说而是由于文才学说；遭裴度等忌眼并因而遭贬，也非由于“休兵”说，而是由于勾结宦管理、宰相才干和朝廷遥控五方面因素，还应考虑河朔地区特殊文化背景。元稹“休兵”说不同于萧、段“消兵”说，即便再失河朔是“消兵”说所致，也与元稹无关。     

关于洛阳牡丹来历的两则错误说法

关于洛阳牡丹的来历，许多人在同文同书中既主隋炀帝洛阳西苑牡丹说，又主武则天贬长安牡丹于洛阳说，所依据的是古代小说中的情节。两则说法不仅在时间上自相矛盾，而且考察小说的资料来源，古代牡丹的发展状况，以及古人对牡丹的记述，可知荒诞不经，不能成立     

洛阳与隋唐政治

隋唐帝室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实行关中本位政策，以长安为京师，同时把洛阳营建成东方的政治军事中心，以加强对关东地区的统治，屏障、拱卫和援助长安。长安政权是否牢固地掌握和支配洛阳，关系到国家统一分裂的前途命运。洛阳凌驾于长安之上，便意味着关陇集团的失势和唐祚中止、江山变色。洛阳的盛衰是天下治乱兴亡的征候和民众安乐忧患的缩影。     

欧阳询与《艺术类聚》

唐初欧阳询主编的《艺文类聚》是现存最早的大型类书，当时供人们对于洛瀚文献窥一斑而见全豹，以及写作骈体文时查引典故词汇。因此，编纂者对资料只能拣择、摘抄、不能歪曲纂改，对内容只能视读者所需而提供，不能凭主观爱恶妄加损益。尽管如此，从该书的门类次序和内容取舍入手分析，可发现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多闻阙疑，求同存异，追求真善美。其编纂方法是：创立事文合璧的类书体例，规定事前文后的编次序，沿袭比类相比的编纂手法，坚持弃杂取精的摘录标准。现今该书可用于古籍的校勘和辑佚，为求知和鉴赏提供资料，以及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拓宽领域、提供参考。     

玄奘与佛道名位

唐初，儒释道三教并存。儒教不是宗教，而是政治伦理学说，用以经邦济世，协调社会关系不管名义上位几何，实际上被统治阶级奉为镇国至宝。为神化李唐政权，皇室奉道教祖老子李耳为自已的始祖，道教为血亲宗教。血是，三教顺序排定为道先、儒次、佛后，成为基本国策。玄奘从印度回国后，为争取佛教同道教的平等地位，从三个方面开展活动，其一，尊重朝廷，美化皇室，争取国家对佛教的理解、亲近和支持。其二、诱皇室入彀中，迫使其发表弘扬佛教的言论，部署发展佛教的活动，制造轰动效应。其三，直接提出调整佛道名位的要求。当时实际情况是，无论是民间百姓，还是中央和地方官吏，都十分崇信佛教，皇室要超度亡灵、追崇福业和树立功德，都不可能利用只讲个人长生不老和羽化登仙的道教来做这些事，只能利用具有业报轮回和普度众生说法的佛教。玄奘虽然及身未能最终使皇室调整佛道名位，但由于所作努力与现实状况契合，故而为问题的解决铺平了道路。在他死后，几代帝王分步骤矫正道先佛后的国策，使佛教取得了同道教平等的地位。     

旧题唐代无名氏小说《海山记》著作朝代及相关问题辨正

《海山记》未见两《唐书》著录，不避唐讳，歌颂宦官不合唐代世情，《望江南》词是宋才有的双调，故绝不是明代《说郛》及后来《唐人小说》所认为的唐人作品，而是北宋作品，首见于北宋《青琐高议》，且未题何代何人撰。其情节、人物、制度、政治面貌多与隋史违离，并非照顾小说创作所致，可判定作者文化层次不高。所说隋代易州进牡丹20种品系，系北宋人作伪，故参以多种资料，隋炀帝洛阳西苑牡丹说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