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中的盛唐气象

盛唐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孕育了繁荣的盛唐诗歌和诗歌中独特的盛唐气象。这种气象 ,不仅从边塞诗歌作品豪迈、雄浑的风格中体现出来 ,也从山水诗歌作品清新、优美的风格中体现出来 ;不仅从天真、浪漫的诗人作品中体现出来 ,也从现实、沉潜的诗人作品中体现出来 ;不仅以诗歌的艺术形式来表现 ,也以诗人的情怀、理想、精神风貌来表现 ;不只是某个诗人的创作表现出这种气象 ,而是该时期诗人群体创作共同形成的时代气象     

苏轼的赏罚观及与其改革思想的内在联系

苏轼认为,赏罚不仅要体现爱民、利民的宗旨,而且要有利于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善,有利于人自身的不断完善,有利于社会公平原则的体现.联系考察苏轼的政治改革主张,他终身坚持改革社会弊端必须要有利于"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的观点,十分重视立足长远的社会秩序和道德建设的价值取向.从治理国家的角度而言,实施赏罚与推行政治改革在维护社会安定、巩固政权和维持共同道德价值观念方面,其目的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从此找到了苏轼赏罚观与其政治改革思想的内在联系.     

君子和而不同——析苏轼兄弟的异质异貌

苏轼兄弟手足情深,成为千古称美的文学佳话.然而,这种深厚的情谊并不是以二人的种种相同特质为表现形式的,在他们性情气质、文学个性、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等方面,实际存在着最重要的异质异貌特征,恰是这些"和而不同"的独特风貌,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与文学生涯中,取得了适合自身个性发展与他人无法取代的成就.     

苏轼与司马光的役法之争

苏轼与司马光有着长期、深厚的交谊。这种交谊因两人在政治见解上的诸多相似,在当时特别引人注目。尤其是在熙宁变法中,因为他们对王安石新法的批评有着相似的观点,在当时和后来均被视为新法的主要反对派。北宋末年蔡京等人欲世代羞辱其政治对手所树立的“元祐党人碑”,便是以司马光为首,苏轼亚之。但是,由于二人年辈、职务、地位的差异,司马光对苏有较多的赏识、提携,苏轼对司马光却主要是尊重、感戴。随着王安石第二次罢相,熙丰变法难以维持;更随着宋神宗之逝,政治局势发生根本性逆转。司马光入朝为相,秉承太皇太后“以母改子”的意图,改罢新法“如救焚拯溺”。(《宋史·司马光传》)在废弃免役法的问题上,苏轼与之发生了激烈争论,并因此种下了受新旧两派势力夹击的人生祸患。     

苏轼与神哲二宗的关系

苏轼一生在政治上经历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元更化、绍圣复辟等坎坎坷坷。屡遭术遣又几次超迁。最后险些横死天涯，这一切都是神哲二宗父子两人以及高太后这些最高效治者幕前幕后操纵的。本文作者以良史的胆识气魄对最高统治者玩弄南面之术，施展权力制衡手腕；挑起党派之争的阴谋和罪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对政治上失意而文才人品卓然的苏轼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苏轼的婚姻与情感生活

苏轼一生中有两妻一妾，她们对苏轼不同人生阶段的性格发展和人格境界的提升都有积极的配合与推促作用，但各有其性格和角色意识，与苏轼感情投契的方式和程度亦呈现出差异，苏轼对前妻王弗除了喜爱更多的是敬重，对后妻王闰之感激多于亲切，敬重多平交心；真正成为苏轼红颜知己的却是伴随终生的侍妾朝云。     

苏轼《论语说》三题

苏轼<论语说>是其身处人生逆境之中完成的重要经学著作之一,他自己十分珍视.正如他把黄州、惠州、儋州之贬视为"平生功业"所在一样,完成于黄州、定稿于儋州的<论语说>,是他对<论语>"蕈思""深念"的自得之作.他对孔子思想的阐释,不受传注成说的约束,注重根据自己的认识体会直取本意,故能"时发孔氏之秘".毫无疑问,贬谪时期所取得的经学成就,是苏轼平生功业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