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晋文》载《昙无竭菩萨赞》作者辨正

清人严可均校辑《全晋文》,分别辑录东晋王齐之与释慧远同题之作《昙无竭菩萨赞》.两作在文字、立意上非常雷同,完全可认定同为一首,但严氏及当今学界并未予以辨明.通过对有关文献的认真鉴别,根据诗文中所反映的思想与叙述的方式,可以判定《昙无竭菩萨赞》作者应为释慧远.     

论孔子的君子观

孔子前，“君子”含义不固定，不确指，与德行好关联不紧，不具道德评判色彩。“君子”既指天子诸侯，也可指丈夫男性情人，德行可好可坏。孔子第一次全面地以具体的道德规范──仁、义等十余种内在品质与恭、庄等八种外在仪表两层面充实了“君子”的内涵。“君子”由偏指地位尊贵转向德行高尚。基于此，孔子评判历史、当代人物，教育、培养学生做“君子”，最终行君子之政于国。分析先秦诸子言说，“君子”是孔子为儒家树起的一面旗帜，承载了重构社会新秩序的职能。     

拒斥与认同:安南阮攸《北行杂录》文献价值审视

安南文豪阮攸,为区域互动历史中越关系产物,其汉文诗集《北行杂录》撰于1813～1814年出使清廷期间。从边缘看中心,诗中阮攸以一介蛮夷身份,从想象中华与现实清廷的差距、东汉及明朝与安南关系出发,于政治层面拒斥了两国间宗主与附属国关系;同时,经对中国历史上儒、道、释三家人物及唐宋文坛杰出文人的批评赞颂,认同了两国间文化与文学层的传承关系。《北行杂录》为考察安南文人看待两国关系提供了一个参照,其最大文献价值在此。     

论汉代颂体文学观念

颂为汉代重要文体类别,上承先秦告神、颂美宗庙祭歌,下启魏晋后世颂美之文,无论形式、内容,押或文学观念都处于转换变更期.汉人颂体文类辨体意识显得相当模糊.出现将颂与诗、赋、碑、赞等文体称名相混情形.此中情形,既有前代颂体文学创作与观念影响因素.也与汉人颂体创作复杂生态有关.汉代颂体文类意识的模糊与创作的多元化.反映出文学自觉时代到来之前某些特性,即文体现念的含混性与文体创作的自觉意识.     

继承与拓展:安南阮攸与中国古代咏史诗

安南大家阮攸,其汉文咏史诗秉承中越两国文学传统,并有所继承与拓展。就继承而言,有异于其他安南诗人的新特征,即诗中突出表现出对古代中华文人文笔擅长、爱国忧民、洁身自好等优秀品质的自觉追慕之情;灵活的诗体体式选择,表现出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技巧兼收并取的意识;咏史以抒怀、借古讽今等具体写法上,呈现出个性化色彩。就情感表达领域拓展而言,突破以往中、越文人在同一民族、国家内部咏史诸题义,表达出安南本土民族、国家意识,具有安南民族、国家代言人的品格,在咏史诗史上具有某种程度拓展。当然,就其政治倾向而言,则是对宗主国清王朝的一种叛逆。     

东晋诗僧现象解读

针对学界对诗僧的界定的模糊,论者重新进行了界说,并审视了东晋文人与僧人的诗歌,得出它们共用了一个相同或相似的话语系统的结论。东晋诗僧的出现,忽如一夜春风来。究其原因,主要是老庄玄学与大乘佛学的契合交通为僧人与文人搭建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而大规模的对话及对话与赋诗同步,直接导致了诗僧的出现,并形成了东晋诗僧与文人诗歌话语系统的同一性或相似性。     

朱彝尊散曲简论

朱彝尊为清初散曲大家,其散曲大致可分两类:抒男女艳情与发隐逸情怀。前者,因作者曾有一段彼此相恋而又不为世俗所容、抱恨终生的恋情,故而写得深情绵邈。后者,则多用[一半儿]曲牌创作,抒写淡然隐情,应该既有主观上的着力也有客观上融画入曲及深谙传统文化的便利,因而较鲜明地体现其散曲清雅、冲淡的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