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创抑或微创:抵制日货运动与近代航业格局

抵制日本在华航运服务,乃是历次抵制日货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个案性考量与长时段审视,抵货运动的经济效果分别呈现"重创"与"微创"的不同特征。日方虽多受冲击,但损益程度参差不等。中国航业多有不同程度的获益,也并非简单的消长损益态势。频繁的抵货运动未能完全阻遏日本在华航业的发展趋势,也没有根本逆转近代中国的航运格局。个案研究甚有可能高估抵货运动的经济效果,延展时空进行历史反思或更恰巧。     

国权与商利:抗战时期贵阳商会初探

抗战时期的贵阳商会呈显出貌似相悖的双重面相。作为经济绝交、"一元献机"、慰劳将士、救济难民等抗日救国活动的重要组织力量,商会有力地表达了其民族主义诉求;而开展税捐斗争、抵制征兵乱象、调查战争损失等维护商人私利的行为,则恰当践履了其组织义务。"国权"与"商利"的双重考量,是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中中国商会的历史实态。     

1923年抵制日货运动的经济效果与政治制约

1923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既未实现收回旅顺和大连的政治目标，亦未动摇日本经济基础。国人采用区别对待日本政府与民众的运动策略，而日本朝野上下的强硬立场并无不同。在中日双方国力悬殊的非均衡博弈中，日方的政治压力最终成为抵货运动难以持续进行的外部性制约因素。没有强大国力作为坚强后盾而仅凭消极的经济抵制，民族主义目标绝难一蹴而就。     

旨趣与绩效:抗战时期学术中国化思潮透析

抗日战争时期,“学术中国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相互激荡,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彼此辩驳,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之学理依据的进一步完善,而且奠定了中国化学术的历史基础.重新审视此一思潮的本质与贡献,对于在思想学术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创建中国特色的学术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亦"民"亦"商":淞沪抗战时期天津商人的双重面相

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初,平津民众并未有激进之举,随着上海局势的演变恶化,天津商界尤其是各商人组织开始公开谴责日本的侵略,肯定与声援上海的抗日军民。天津救国基金委员会,隐含着市商会对支援沪战与救济津市的双重考量。经上海商界的呼吁与天津市党部的督紊,天津市商会开始考虑继续抵制日货的问题,但日货封存问题基本上停留在言而未行的层面一民众民族主义情感之强弱与距“事件”之远近存在反函数关系,这正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尚在建构之中的最佳诠释。     

媒介、政治与矿难:1935年淄川矿难之善后

1935年的淄川特大矿难,乃是理解民国时期工业灾害的极佳个案.矿难人数,真实与迷思并存,迷思终成真实.矿难原因,天灾与人祸两说截然对立.抚恤标准,存在依法还是循例之争,但法律让位于惯例;地方当局的善后立场,则劳工权益与政治考量相互交织,人权最终屈服于强权.关于工业灾害规避之道的即时性反思,或强调制度变革,或重视科技保障;或强调事前防范,或重视事后补偿.改革与革命的分歧,亦可见诸矿难善后事宜.淄川矿难之多维镜像,足以管窥矿工的历史遭遇.工业灾害,乃系人类可控之宿命.     

试论党关于新闻媒介与思想政治工作关系的基本理论命题——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过程中,认识到新闻媒介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巨大威力和重要功能,提出了武装斗争与新闻宣传并重、报纸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武器、争取广大工农群众是党进行新闻宣传的根本指针等重大理论命题.成功地利用新闻媒介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红军发展壮大并走向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     

济南事件后"抵货"效果之多维审视

抵制日货乃是济南事件后国人反日救国诉求的核心表达。中日双方有关"抵货"经济效果的分歧性报道彰显出两国舆论的民族主义考量。计量检视表明抵制日货可以打击日本经济,但通过"抵货"制止日本侵略的政治目标则难以实现。基于中日两国经济之间强关联性而提出的抵货救国主张,仅可视为民众民族主义的情绪化表达,必须谨慎评估其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     

朝野分殊:近代历次党政纠葛与抵制日货运动

在野政治势力居间鼓动,系近代历次抵制日货运动勃兴的组织资源。晚清抵货运动与立宪保皇派密切相关,北京政府时期的抵货运动则与国共两党的宣传鼓动紧密相连,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则系南京政府时期抵货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在野党派力量的深度介入,成为历届政府严控或取缔抵货运动的重要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