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战国策》对汉大赋的影响

历来文学史家之论赋源,多溯及《诗经》、楚辞。班固在《两都赋序))中首先提出:“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自班氏以后,依《诗》立论者,代有其人。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承其说并加以发展,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后人也大多持这观点,认为《诗经》为赋的远源,楚辞为赋的近源。“《诗经》楚辞赋源说”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说法也存在着不很准确之弊。众所周知,代表汉赋最高成就的是以京殿苑猎为主要内容的汉散体大赋(以下简称汉大赋),并不是骚体赋(这种赋体主要是接受了《离骚》的影响)汉大赋的创作精神、文章结构、铺陈手法、句法组织等都与《诗经》、楚辞大相径庭。班固当时之所以模棱两可地说赋乃“古诗之流”,主要是因为汉代以经学为文学标准,认为《诗经》都是政治诗,并由赋的     

简论汉魏六朝赋论

赋在文学诸体裁中的地位如何?历代学者对此看法不一;赋究竟以何特质而标逸诸体之中?论者更有争议。回顾一下赋的沉浮升降,对于理清古代赋论的发展脉络,回答以上问题是很有裨益的。从现存史料看,荀子最早以赋名篇。但荀子的《赋篇》(包括《礼》、《知》、《云》、《蚕》、《针》和《佹诗》)是他自己定的篇名,抑或后人所加,目前学界尚有争论。就现在所见,真正完备的赋应该说到西汉才有(“秦颇有杂赋”,然今无一存焉,故无从知     

“辞赋之罪人”与“四六宗臣”——评庾信在赋体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对于瘐信在賦史上的地位有两种评价:一为“辞赋之罪人”,一为“四六宗臣”。“罪人”是以古赋为标准得出的,“宗臣”則是就庾信在骈赋中的作用而言。两种评价貌似不同,实际上却彼此联系,互为因果。骈赋从东汉咏物抒情小赋发展而来,咏物抒情小赋是在汉大賦衰落时兴起,与汉大賦分属不同的审美范畴。这是賦体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庾信作为骈賦的最高成就者,可与古賦作者司马相如分庭抗礼,在赋史上具有极其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