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含蓄中见褒贬——《史记》散论之三

司马迁“隐忍苟话”,以非凡毅力坚持写完《史记》,不仅为了记载三千年历史,表“文采”于后世,也为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强烈感情。作者写史托情的表现手法是多样的:或用明笔表扬抑;或用暗笔达褒贬;更多的则是采用含而不露、意在言外的艺术手法,寓褒贬于写人叙事和独特的论赞中,甚至利用材料的取舍、结构的安排,巧妙地达到“明是非”、“定邪正”的目的。     

共性人物各具个性——《史记》人物画象之一

司马迁开创了以人传史的先例,并藉艺术妙笔描绘出一个个声貌毕呈、破卷欲出的人物形象。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一些身世、地位、特点相类似的人物,在司马迁笔下也各具个性。司马迁既尊重史料,也相信自己的考察和识别;既不回避人物的共同点,也注意挖掘他们的差异之处。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从选材、布局着手,勾描点染,刻划出许多有共性也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     

谈《项羽本纪》的战争描写

秦亡汉兴的历史是一部搏斗的历史,从陈涉揭竿而起到项羽乌江自刎,戎马倥偬,沙场逐鹿,几经成败才成就了汉家帝业。司马迁涉足古战场,禀受山川、遗迹之启迪,神驰情往,思绪万千,于是据史纵笔,或详或略地再现了秦、楚、汉战争面貌。尤其是一些历史上重大战役,更是精思密织,写得雄奇疏荡、气势磅礴而又场面各异,毫无雷同之笔。《项羽本纪》中的钜鹿、彭城、垓下三大战役更属脍炙人口、激荡人心之作。     

继《春秋》又不同于《春秋》——《史记》散论之一

迁父司马谈临死前感到自己终身遗憾的是:没有尽到太史职责,写出一部史书。他把未竟事业托咐给司马迁,要他“无忘吾所欲论著”,并以周公、孔子著书立说的精神勉励儿子。特别是孔子,司马谈说他“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谈死后,司马迁“紬史记金匮石宝之书”,着手准备,并表示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的话虽委婉,意思却很明确。他认为孔子卒后五百年尚后继无人。自己恪守遗训,以孔子论著精神为准则,继《春秋》写出一部史书,正是先人的意愿,符合时代要求,也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