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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与术语相关的学科,最密切的是语言学,因此语言学是术语教育的根基,其分支学科在术语教育中使用的频率或重要性总体分布降次排列为:词汇学一语义学一词法学一句法学—,语用学一语音学一文字学,其中部分环节有交叉,或前后环节可略作调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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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教育的语言学基础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比较与术语相关的学科, 最密切的是语言学, 因此语言学是术语教育的根基, 其分支学科在术语教育中使用的频率或重要性总体分布降次排列为:词汇学→语义学→词法学→句法学→语用学→语音学→文字学, 其中部分环节有交叉, 或前后环节可略作调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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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中国术语学的研究是在不断发展的。但是也曾一度受到一些主客观条件和各种因素的限制,其发展并不平衡。近30年来,对研究工作加大了力度,理论和实践上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多,并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现已公布了70多种科技名词,初步建立起了中国现代科技名词体系。2007年2月,《中国科技术语》双月刊已经同读者见面,并受到广泛好评。她是学术界努力进取,在原刊《科技术语研究》基础上实现升华的国家一级刊物,这也是中国科技术语研究取得新发展的明显标志。她很务实,不尚空谈;她有明确针对性,具体而不乏理论思想指导;她关注热门术语,很有现实性。无疑,她是一个高层次学术阵地。术语研究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学术问题与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对海峡两岸及同国外的学术交流有极为密切关系。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积极推进术语学的研究和发展。二 管见“全国科技名词委正在致力于建立中国的术语学理论”[1]。这一喜讯既高度鼓舞人心,又令学术界感到任重道远。因为,要建立中国的术语学,应有相应的指标,如一批高层次的研究队伍——专家;一批高水平的理论研究著作——专著;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专论。现在,已有一个完好的理论研究阵地——刊物。有理由相信,在有关领导部门重视和加倍扶持下,更多的专家、专著、专论会加快出现。但是也必须承认,目前学术界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仍需要做好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这里,笔者仅就几个具体问题,提出管见。1.尽早形成对术语规范的共识首先,中国的主流媒体和报刊应自觉规范使用。不规范统一,随心翻译、随意使用术语,是令前辈学者深感头痛的事。梁启超先生说过:“译书之难读,莫甚于名号之不一。同一物也,同一名也,此书既与彼书异,一书之中,前后又互异,则读者目五色,莫知所从。”[2]2003年,正值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不久,上海和北京陆续出版了诸多WT0文本,当时就有不少读者指出了许多译文“前后不一”的情况,后来因此组织人力重新审核,花费了大量精力。又如,2005年12月22日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规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第2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随后,中国的报纸、期刊、网络上出现了大量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章和报道,其相关标题中术语的英文译名更是五花八门。其实关于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和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 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对其内容和定义已有明确阐述和规定。而有的网站将其翻译为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 age,有的刊物上则译为Im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或Non-substantial heritage,或Non-matter cultural legacy。笔者认为,为了同发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合国用词达到一致,达到同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用词统一,建议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英文名定为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2.建立中国术语学,加强术语本体论研究在中国国内的刊物上,有不少学者已就科技术语具有专业性、科学性、单义性、系统性等特征及约定俗成等原则进行了论述,这无疑促进了术语学的研究和发展。“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There is no knowl edge without terminology)这句话对宣传和普及规范科技术语,促进术语学理论建设有积极作用。要加强中国的术语学理论建设,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加强术语本体论的研究,发掘更丰富而深刻的中国术语内涵,承载起全部现代科技概念。由科学家与语言学家联手,融科技与人文为一体而建立起来的术语学理论,才是真正具有特色的中国术语学理论。3.敢于提出建立有魅力和特色的中国术语学一般地说,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为什么还要建立中国术语学呢?难道国外的经验不合时宜吗?笔者认为,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中国现代科技名词体系的建立,给现代科学技术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活力。在高校和科研单位开放式的术语学研究过程中,在介绍西方学者术语理论研究成果时,已有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交叉与综合集成的研究,并提出了中国自己的理论,早已经超越了初期模仿性的研究,并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由此融入并推动着全球术语学研究的发展潮流。因而中国术语学的普遍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术语研究与语言、语法和翻译关系密切。英国语言学家威尔金斯说过:“没有语法,人们不能表达很多东西;而没有词汇,人们则无法表达任何东西。”[3]东西方语言的差异,是由东西方民族文化不同所决定的客观事实。汉语的语言、语法和文化特色所孕育出来的中国术语,必然带有中国特色。笔者甚至认为,不仅特色显著,而且蕴意深刻,极具魅力。如激光、艾滋病等术语,简洁明了,而英文需要写上一长串的字母。“意合”性的汉语与“形合”性欧美的语言各具优势。4.谋求已有术语的统一,加快统一新术语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已分隔50多年。新兴学科层出不穷,海峡两岸专家各自按自己的理解和方式定名,造成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一国两词,一物多名。大陆称“计算机”,台湾称“电脑”;大陆称“软件”,台湾叫“软体”;大陆称“宇宙飞船”,台湾称“太空梭”。在科技广泛渗入人们生活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今天,扩大两岸的教育、科技、文化交流,迫切需要术语的规范和统一。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科技文化交流,也呼唤着中国的科技术语的统一。全国科技名词委对两岸已各自公布、约定俗成的科技术语以对照为主逐步取得统一;对从现在起新出现的术语谋求即时统一。这种“老词老办法,新词新办法”的措施,受到了两岸学者的广泛欢迎。全国科技名词委对于科技术语的统一规范功不可没。除了经常组织学术研讨会外,还审定出版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名词书,如《海峡两岸药学名词》《海峡两岸昆虫学名词》《海峡两岸航海科技名词》《海峡两岸船舶工程名词》《海峡两岸大气科学名词》等等,这些都已对两岸流行的科技术语的统一和交流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据悉,全国科技名词委正在筹备成立新词审定委员会,为有效搜集、整理、规范新术语的定名开展工作,这必将得到学术界的热烈支持和回应。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加强同媒体合作和宣传的力度。对于名词委早已公布并推广实行的术语,应如何在社会上得到及时的推广呢?笔者认为,除举办一些新词发布会外,还要从学校教育做起,加强积极宣传教育,同时要加强同媒体的沟通,加强对报刊文章的评论,把使用不规范的科技术语视为报刊文章质量不过关的表现,从正面来促进媒体作者和责任编辑的主动配合。三 结论在浩如烟海的术语学苑里,谋求中国科技术语的规范和统一,必然是一项繁复和困难的工作。在建立中国术语学的过程中,既要加强深入研究术语学的基本概念,研究术语和概念的关系,研究术语的特点、构成、类型及其定义等的宏观方面的内容,同时也不可忽视对其微观研究的方方面面,做好基础性工作。“规范和统一科技名词,对于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和文化传承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和长期性任务,是实现科技现代化的一项基础性工程。”[4]对于术语的意义和作用人们怎样强调也都是不过分的。让学术界同人都来积极参与,团结合作,作出坚韧不拔的努力,共同来成就“融合文理,贯通中西,跨越古今”[1]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术语学!* 此篇为“第二届中国术语学建设研讨会”论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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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术语内涵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术语翻译有时也随之深入和趋近科学,这是术语翻译规范化必经的过程,它将同时促进译语词汇与词典的规范化。一、术语指称与内涵的发展术语是各个学科的专门用语、常用词或短语表达,与其相对应的思维单位是概念。概念的内涵是对事物本质的反映。而在事物的变化发展过程中,人们是逐步全面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的,有的认识还是无穷尽的过程。事物在发展,反映事物的名称的内涵也在发展。现有术语的内涵并不代表所指对象的全部特性。如arrive起初指“靠岸”,随着交通的发展,现泛指“到达”,海陆空不限。传统的指称理论认为只有符合名称的全部内涵的事物,才是这一名称的指称对象,把符合名称的全部内涵当作确定指称对象必要且充分的条件,理据性不足。术语指称与内涵有三种对应:基本符合、局部符合和基本不符合。前后两种确定指称对象的准确程度较高,中间一种较低,往往需要结合语境才能确定。一般情况下,只要某一对象的大部分特性符合某个名称的内涵,即可大致确定它是否是这个名称的指称。某个对象的某些特性不完全符合某个名称的内涵,只要有部分符合,结合一定的语境仍可确定这一对象是否是这一名称的指称。二、正确认识术语的内涵有助于术语翻译1.正确认识术语内涵与术语翻译用汉语现成词语译域外术语,不是简单的对应,常常需要比较原语术语与译语词语的内涵,甚至是要更多地考虑汉语词语的构词语义,毕竟是译给国内人看,这也就可能出现术语的动态对应[1]。一面要考察原词的内涵,一面要照顾汉译的约定俗成。比如language acquisition按英语本意指“在自然交际中掌握语言的过程”,应译作“语言习得”;language learning本指“在有意识的学习中掌握语言的过程”,应译作“语言获得”,而汉语界和外语界常常混淆二者,主要原因是对原语词语的内涵不清,同时对汉语字词本身的所指不明。有了上述的区分,相关语言学术语也就明了了:“语言学习”旨在掌握语言,而语言的掌握又包括“语言习得”和“语言获得”,它们构成了整个语言学习的活动,前者突出“习”的成分,后者突出“学”的成分。仍以语言学术语为例。语素是morpheme的译名,上世纪50年代传入我国。陆志韦把它译作“词素”,用指词的组成成分,后来吕叔湘据朱德熙的建议译作“语素”,用指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朱德熙说,把它译为语素。流行的译名是词素,它有两种涵义,或指词内的有意义的组成部分,如词根,词头,词尾等,或指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就前一种涵义说,译作词素是合适的,就后一种涵义说,译作词素会让人感到先有词,从词里头再分析出词素来。正如张志公说:这不仅仅是名称问题,而是关系到语言的观察和认识问题。即是从语素组成词的角度来分析,还是从词分解为词素的角度来分析的问题[2]。通过不断地观察语言,语言学界已认可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一级语言单位。2.正确认识术语的内涵与术语外延的变化对于一个概念来说,最初的词不是一种简单的象征,可能是一种意象,一种图景,一种概念的心理素描,一种关于概念的简短故事[3]。客观事物的发展和人的主观认识的深化引起术语意义变化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古人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随着对人体自身的科学揭谜,逐步认识到思维的器官是大脑,但与心相关的各种语言现象照样沉积下来,不见人们更改。其他语言中也存有类似现象,译过来也没有匡正。如英语中learn by heart(熟记,能背出)、at heart(内心)、put one’s heart into sth.(全身心地做某事)、set one’s heart on/upon/sth.(决心要做某事)等。又如俄语中的сложить в своём сердце(铭记在心,牢牢记住)、читать в сердцах(猜透或识破人们的心思)、с открытым сердцем(赤诚地,一片诚心地,毫无诡计地)、сердце сердцу весть подаёт(意会神传,心心相印)等。有的术语来自普通语言,著名作家徐迟善写科学和科学家,据他讲,人类迄今所发现的地球上最小的物质单位“夸克”,得名于爱尔兰大作家詹姆斯·乔伊斯[4]的小说《芬乃庚醒来》中的一句:“给麦克先生三个‘夸克’。”3.对术语内涵本质属性的认识与音译改意译事物的区别性特征是其比较稳定的本质属性,变化的是其非本质属性或偶有属性。不论非本质属性变化多大,只要本质属性不变,事物的本质规定性也不变。因此识别和掌握事物的本质属性,对确定术语指称对象意义重大,对其翻译的方式选择也会产生重大作用。比如对俄语платье(连衣裙)的认识,最初比较模糊,只好用音译对付:布拉吉,如果可能,还可以译作“布拉接”,前者用语素“布”能起到联想的作用,后者至少可以反映衣的裁剪(布的“拉”与“接”)。但随着中苏交往的深入和人们对这一服装的接触,就是把上衣和裙子连在一起的服装,译作“连衣裙”,是非常准确的服装术语。因为“衣”在汉语中广义上泛指衣服,狭义上多指上衣或外衣,如“衣角”“衣襟”“衣裤”“衣领”“衣袖”“衣摆”“大衣”“风衣”等。强调本质属性对确定术语指称的重要意义,并不否认非本质属性的作用。譬如,先民的交通工具之一是船,port是停船处,命名为“码头”。飞机发明后,需要类似港口的停机处,为了区别船码头,通过构词法,在port前加了air。port所指的停船码头的原义扩展到了飞机降落与停放处。人类的认识具有较大的历史局限性。在一定历史时期,由于认识的局限,不可能毫无遗漏地认识事物的全部特征或特性。在命名的过程中,追求指称上的绝对确定性是达不到的,事物本身在不断发展,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日益深化,不能绝对准确无误地区别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也不可能绝对准确无误地根据事物的本质属性去确定它是否是某个名称的所指。因此,事物的命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宽泛性和时效性,正是这些特性为术语内涵的不断发展、丰富留下了柔性空间。三、术语翻译与词典规范上述讨论表明,术语翻译与词典密切相关,术语翻译不可完全拘泥于词典。词典往往落后于语言现实,译者要尊重词典,更应尊重语言现实。术语翻译与词典既涉及双语词典,又涉及单语词典。1.术语翻译与双语词典规范词典中的词是语言的、抽象的、规范的、全民共用。话语中的词是言语的、具体的、生动的、变化多样。言语的词发展到一定的地步会约定俗成,进入词典,成为语言的词或词的一个义项,走向规范,进入规范。言语的词变为语言的词的一个义项,换言之,是赋予旧词新义,正反映了原有术语的内涵与外延的关系。这是一种反比关系,内涵越多的概念其外延越小,内涵越少的概念其外延越大。如果一个术语所指的对象扩大了,其内涵自然要缩小,即概念对事物的本质反映更宽泛、更概括、更抽象。port的义项的扩充正反映了这一过程。先看贷入俄语并扩大俄语相应术语内涵的例子。1994年出版的俄语词典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对порт(为port的外来词)的释义则明显地反映了现实的语言发展:1.Место с защищённым водны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м,специально оборудованное для стоянки погрузки,разгрузки и ремонта судов,а также город у моря с так оборудованным водны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м.2.То же,что аэропорт.两个义项中,第一个同英文port的“港口”义,第二个同airport义。port意义的扩大与贷入俄语,使得俄语原先的外来词порт增添了语义。英汉词典也有类似的现象。中国双语词典专家对这一语言事实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如陆谷孙教授主编《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就对port一词补入了airport这一义项,注录为“<口>=airport(机场、航空站、航空港)”。对新义项的语法修辞标注表示该义项选自口语,既反映了语言现实,又反映了其非书面性,可以使用,却又尚未完全进入全民标准语。2.术语翻译与译语词典规范相对而言,吸收外来词汉语比俄语整体上要晚一些,这取决于语言亲属关系和国际交流等因素。到了199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最具权威性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我们发现,修订者将“航空港”作为“港”的第二个义项补入词目,并举“飞机离港”为例。这一例雄辩地证实了词典涵义的发展。新闻媒体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1997年6月5日焦点访谈中出现了“出港旅客”和“出港航班”的说法(话题:成都机场周围农村焚烧秸秆影响飞机的起落)。翻译的术语如何进入译语词典呢?一个术语的翻译先在译界和译文中使用,然后才进入汉语规范词典中。比如port进入《英汉大词典》之后,才进入《现代汉语词典》。上述研究从语言类型学角度反映了不同语言对待同一语言现象的规律性做法,也反映了汉语词汇发展受外语,具体是受外译汉影响的规律。这一规律是:第一,原语词汇发展体现在原语话语中;第二,在外译汉中,新的语言发展现实必须在译文中反映出来,译者不拘泥于原有的双语词典,突破了双语词典,超规发展;第三,双语词典将这一规律现象吸收,又促成了这一现象在翻译中广泛使用;第四,从译界的使用,逐步影响译语本土的阅读与写作,推而广之,使得这一语言发展现象以相应的译语形式进入译语规范词典。3.术语翻译促进译语词汇的发展术语具有单义性,一个概念一个命名最为理想,但实际上不可能每个术语都是如此。据语言的经济原则,一个术语可代表不同领域的相关概念。同样,同一概念还可用不同术语表示,概念与术语的双向交叉关系,促进了译语词汇的丰富与发展。如airport既可译为“航空港”,也可译为“航空站”,并行不悖;反过来“航空站”也可译为airport和spaceport。回头看“航空站”,似乎也应该作为“站”的义项,进入汉语词典,同一概念,在甲语言中有理据,而在乙语言中可能有理据,也可能无理据,port在英语有理据,开始译作汉语的“航空港”显得理据不足,但随着对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入和扩大,“港”字另增了新义,保持了术语的稳定性和语言的经济性。这也算是翻译对现代汉语所作贡献的一个小例证。*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译词汇规范问题研究》(02BYY012)成果之一。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