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的“外部”到新的“内部”——科学编史学研究的转向

在科学编史学的传统中历来存在内史论和外史论的争论和困境，为消解两者的对立划分，众多学者做了尝试，其中默顿从科学社会学的社会建制角度提出了新的“外部”概念，试图统一科学的内外部，但仍存在局限性，未能研究科学内部的知识生产。随后科学知识社会学一些代表性人物对默顿的科学编史学进行反思，从亚文化的视角提出新的“内部”，关注具体科学的微观社会领域，考察科学研究中的争论与协商过程，以此联结科学的内外部。这种转向对于开阔科学编史学的研究视野，以及完善科学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有重要意义。     

共建: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社会”品格

关于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问题,历来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和讨论,其中从本质主义转向建构主义体现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出现,那就是强调社会的共建。爱丁堡学派和巴黎学派对科学知识建构的社会性有深入的探讨,彰显了科学知识生产的群体性。在群体或不同的文化中生产科学知识离不开协商,且科学知识的生产也离不开科学的争论,同时在争论中也会产生协商,研究科学中的协商问题突出了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群体沟通特性,最终将迈向群体的共建。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辩证本性日益通过"共建"这个范畴表现出来,人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共建科学知识的辩证法"。     

宗教伦理与科学发展——对“默顿命题”的思考

重温“默顿命题”，从文化的角度揭示清教伦理与现代科学发展相容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一些学者的观点探寻宗教伦理对反思科学发展逻辑的意义，即在某种程度上有利规范科学发展，规避科学的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