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塞《教育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斯宾塞的《教育论》(1861年)一书由其在杂志发表过的4篇文章组成,曾是世界上流传最广的教育论著之一,在推动19世纪欧美的科学教育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晚清时颜永京翻译了其中的第一篇文章,民国时期任鸿隽又翻译了第一篇和第二篇,到1962年胡毅才翻译了整本书。严复曾大力宣扬斯宾塞的教育思想,并提出了"三育并举"的主张。本文考察《教育论》一书中文翻译的缘起与传播过程,讨论其与斯宾塞将教育划分为德智体三方面的分类框架在近代中国建立科学教育和科学文化的历史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从科学慈善机构、科学会所到中上阶级的科学学院——英国皇家学院的早期历史研究(1799-1810)

英国皇家学院在创办初期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动,1802年从面向下层民众的科学慈善机构蜕变为上流社会的科学会所,随即又于1810年转变为面向中上阶级的科学学院。1810年的改革之后,民主的会员制取代了世袭的业主制。自此,皇家学院的体制稳定持续了近两个世纪。大讲堂、图书馆和实验室是皇家学院的主要活动场所,接纳女性听众和开放实验室是皇家学院在当时的两项创举。伦福德伯爵、伯纳德爵士、班克斯爵士和戴维爵士在皇家学院的创办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戴维推动了皇家学院从科学普及向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并重的转变,最终法拉第确立了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作为皇家学院的两大主要任务。     

赫胥黎与自然选择

在赫胥黎向公众宣传达尔文进化论时,他对于自然选择的态度是复杂多变的。他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状况下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策略,常常使人们误以为他毫无保留地支持和宣传自然选择。但事实上,赫胥黎终其一生都对自然选择持保留态度,怀疑它是否能够真正地产生出新的物种。他就杂交不育问题对自然选择提出了直接质疑,坚持认为它只是假说而非理论。达尔文没有解决杂交不育问题,从而也未能说服赫胥黎将自然选择作为理论接受。     

赫胥黎与不可知论

"不可知论"一词由赫胥黎于1869年提出.为了回应形而上学学会中的争论,他创造了这一术语以表明自己的哲学立场.赫胥黎的不可知论是对康德批判哲学的继承和挪用,是一种以知识的局限性为核心的认识论.这也是它不同于斯宾塞的综合哲学、孔德的实证主义、19世纪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等的主要原因,赫胥黎由此将自己和这些哲学思想区别开来....     

科学来自于生活——《达尔文》评述

简要介绍了达尔文研究的历史发展,评述了<达尔文>一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讨论了该书的史学思想和方法,并指出<达尔文>一书在达尔文产业中所具有的地位和意义.     

达尔文研究中的编史学变迁

本文简要介绍了和达尔文相关的历史研究从思想史转向社会史、文化史,到语境论的科学史的发展过程,讨论了这一过程中史学思想和研究方式的转变,重点评介了历史学家约翰.格林和罗伯特.杨的主要工作。     

18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的再认识

18世纪的皇家学会被视为不受重视的业余爱好者的科学团体,非科学会员被视为阻碍皇家学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团体的重要因素.然而,这种科学会员与非科学会员的划分带有明显的辉格色彩,并不符合18世纪皇家学会对自身活动的基本定位:以报道和交流经验事实为主.科学会员与非科学会员的划分也不符合当时“科学”的标准,以实验为标志的自然哲学和着重搜集事实的博物学是当时“科学”的基本内容.众多非科学会员自视为科学的庇护者,为皇家学会的活动和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和资金支持.18世纪的皇家学会在学会自身发展和科学知识生产方面都有显著增长,是英国科学网络的中心.在班克斯就任皇家学会主席之后,皇家学会与英国政府之间建立了稳定持久的联系:皇家学会利用全球博物学采集网络为帝国扩张和商业利益提供科学服务.     

中国科学社年会制度的形成

中国科学社能够成功改组并建立起民主体制,东美留学生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它帮助中国科学社发展和完善了年会制度。科学讲演是中国科学社年会的主要活动,它不仅传播了科学知识及其应用,而且使年会受到了社会各界和东道主的欢迎。     

中国科学社的兴亡——以《科学》杂志为线索的考察

中国科学社最初依靠革命的报刊网络来出版发行《科学》杂志,归国后则借助江浙地方实力派、立宪派的资助建立图书馆和生物研究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得益于与国民党的密切关系,它初步实现了发展中国科学的计划。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科学》杂志积极配合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开展宣传工作。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科学社还是最终宣告解散。通过对中国科学社发展历程的重新描述,本文试图阐明中国科学社在推动中国科学职业化和专门化的进程中,其发展历程与国内的政治变迁和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受到了国际因素,特别是来自英美两国的影响。另外,随着中国科学职业化的发展,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也被迫不断地调整自身的角色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