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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模型的选择是实证研究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区分反映式测量模型和构成式测量模型是正确构建管理理论的基础.在分析反映式和构成式两种测量模型差异的基础上,以技术采纳模型为例,通过对7次共1951份实际调查数据的分析,利用偏最小二乘法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比较了两种测量模型在不同的样本规模、不同的研究情境和不同调查时间下外部效度和对内生潜变量解释能力上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反映式测量模型具有稳定的外部效度,构成式测量模型的外部效度受到样本规模、研究情境和调查时间的影响;在因变量解释能力方面,构成式测量模型比反映式测量模型强的假设没有得到支持,即使当构成式测量模型误设为反映式测量模型时,其因变量解释能力也不一定显著增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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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揭示社会人口统计学因素和情境因素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如何促成员工低频安全违规行为,结合组态思想和个体-情境互动理论,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分析1 294份员工调查数据,探究个体(雇佣形式和性别)和情境(同事安全违规频率、企业安全投入、企业员工规模和行业危险程度)因素构成的不同条件组态对员工低频安全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任何单一因素均不构成员工低频安全违规行为的必要条件。员工低频安全违规行为存在3种不同驱动模式:非高危行业同事低频安全违规模式、高安全投入与同事低频安全违规共驱模式以及非高危行业大型企业高安全投入模式。同事低频安全违规行为在4种组态解中均是实现员工低频安全违规行为的核心条件。本研究引入fsQCA探究个体与情境因素对员工低频安全违规行为的组态效应,不仅拓展了对员工低频安全违规行为驱动模式的理解,还有助于倡导组态方法在行为安全领域的应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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