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唯物主义开放观

邓小平同志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 ,科学地总结了我国的历史经验教训 ,分析了社会发展总趋势 .根据我国的国情提出了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政策 ,排除各种错误认识的干扰 ,指出对外开放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 ,绝不会导致资本主义 .在开放的同时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抵制各种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 .在邓小平同志对外开放的正确理论指导下 ,我国走上了富民强国的道路 .     

宋季“诗史”现象探讨

研究古代文学中的“诗史”问题,宋季诗史是最重要的对象。诗史是“亡天下”之际的“野史”,诗史应纪实与伤时并重,这是宋季诗史作者和论者共同的诗史观。宋季诗史是分层次、多样化的,并且蔚为大观,形成高潮。与杜甫诗史相比,宋季诗史更注重时事、史实的完整记录和具体描述,杜甫诗史侧重在“诗”,宋季诗史侧重在“史”。     

中心法则与分子生物学的生命观

中心法则形成了分子生物学的生命现：生命世界在信息和规律上是统一的；生命的物质基础和主宰物质是不同的，生命的物质基础是以核酸蛋白质整合体系为主宰的原生质各种必要的物质组分及其实在的相互作用；生命运动的本质在于组成生命的各物质之间以及生命的物质、能量与信息之间和生命自身与环境之间的不断的相互作用。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构建和谐社会的经验和启示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创造和培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促进了社会和谐。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构建延安和谐社会的政治前提;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构建延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构建延安和谐社会的根本动力;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构建延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构建延安和谐社会的工作作风。     

一种基于任务匹配的联盟生成策略

联盟生成是多Agent系统的一个关键问题,主要研究如何在多Agent系统中动态生成面向任务的最优Agent联盟.引入历史任务集和系统经验集的概念,使用任务相似度来判断任务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种基于任务匹配的联盟生成策略,增强了Agent的学习能力,对于任务序列可以有效的求解全局最优联盟.对比实验表明本策略可以有效减少联盟生成的搜索时间和计算量.     

控制世界——哲学的新功能

哲学的功能研究是哲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哲学的功能不仅是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而且应包括控制世界。认识哲学的控制世界功能,有利于我们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效果和效率,并更好地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服务。我们应当将控制世界范畴纳入哲学理论体系,并处理好其与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关系,使哲学理论与时俱进,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从科学发展观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 理论与全球化公正问题

正是在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公正问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既是资本全球化过程的客观反映和必然产物,也是对现代性扩散过程的理论升华。科学发展观是新全球化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次升华。     

克里普克关于个体的跨界同一性的讨论——兼评"个体的跨界同一性分析"一文

本文主要考察克里普克关于个体的跨界同一性问题的讨论,澄清其中涉及到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可能世界、严格指称和本质主义等,不断加深理解克里普克对形而上学问题与认识论问题所做的区分。在此基础之上,回应吕进、何向东的“个体的跨界同一性分析”一文,批驳该文对克里普克关于个体的跨界同一性的错误理解。     

李迪先生与中国科技史

李迪教授(1927.10.6—2006.10.30)是享誉中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家。他从研究数学史开始,逐渐把研究领域扩展到科技史的众多方向上,对中国数学史、天文学史和科学仪器史研究贡献显著,是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积极倡导者、组织者,在物理学史、地学史、医学史、机械史、中外科技交流史、科学通史等许多方面均有重要贡献。李迪先生以博学著称于科学史界,不仅长于发掘古代科技史料,而且也善于提出新观点和新见解。他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建立了一个重要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机构,并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科学史研究人才。     

Systems Practice in China: New Developments and Cross-Cultural Collaborations

This short paper introduces a special issue of Systemic Practice and Action Research on new developments in Chinese systems practice. It focuses on the recent history of systems thinking in China, describing a paradigm shift that is currently taking place from an "objectivist" to a more pluralistic stance. Details are provided of the Hull–Beijing research program, which has contributed to this paradigm shift. In one way or another, all the papers in this special issue can be seen as having a connection with this research prog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