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改革的代价是凝聚改革共识的必要条件

为了更好地凝聚改革共识，必须正确认识改革的代价问题。要改革就不可避免地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非都是改革的产物；改革代价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同形式的代价对改革与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同。改革主体能够能动地调控代价。为此，必须树立“底线思维”，牢牢把握改革代价的合理限度；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坚持主导性和全面性相统一、预测性和补偿性相结合的改革原则。     

论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及其对我国犯罪控制的启示

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是以实用主义哲学与社会控制学说作为其理论的基石，以社会利益学说作为其社会控制理论思想的核心。该理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发展起来的，影响颇深。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与刑法中的刑法谦抑性这一理论的实质精神也不谋而合。在我国现阶段的法治建设中，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对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尤其是在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以利益博弈为核心的骤变与聚合，使得犯罪组织化、多元化和复杂化等等，进一步使控制犯罪这个社会越轨行为的难度加大。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与刑法这一理论相结合正好给予了我国犯罪控制的理论指引，最终达到减少犯罪的社会控制目的。     

互联网嵌入对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

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互联网渗透到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每个角落,重塑着人们彼此之间的社会网络,同时对个体的社会资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本文将嵌入的概念应用到互联网环境中,提出互联网嵌入的概念,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探索性因子分析等步骤开发了具有联系度、匹配度、牺牲感三个维度的量表,并利用对1 98份样本数据的分析,探讨了互联网嵌入对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嵌入的匹配度、牺牲感两个维度对社会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基于用户相对权重的在线社交网络舆情传播控制模型

在线社交网络(online social networks,OSN)中舆情传播干预时机的选择对网络舆情的管控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用户的网络地位、社会强化效应与用户感知价值等影响网络舆情传播控制的关键因素,以研究舆情管控的合理干预时机为目的,构建了基于用户相对权重的网络舆情传播控制模型.基于该模型,针对两类OSN开展仿真研究.研究发现,网络舆情传播与信息初始传播源的网络地位密切相关;在开放式OSN中,存在与干预时机选择关系密切的关键相变点;用户活跃度随社会强化效应强度的增大而下降,随干预时机的提前而降低,并存在有效干预时机区间;"悖民意"成本是干预时机选择的重要衡量指标.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现实干预时机选择的对策建议.     

越轨社会学视角下的审判行为瑕疵控制机制及其运行机理

从越轨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审判行为瑕疵即指法官在审判中实施的越轨行为，其控制机制不外乎制裁、奖励和内化三种类型。然而，这三者皆有局限性，在实践中须相互补充、共同作用才能有效发挥对审判行为瑕疵的控制功能。     

基于社会身份认同和自我效能的公益创业教学策略

大学生公益创业教育越来越引起国内高校的重视，但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及必要的教学方法、手段及工具支持。文章引入社会身份认同理论及自我效能理论，结合自身参与公益创业教育的实践经验，提出基于培养大学生作为公益创业者的社会身份认同和自我效能的教学策略，给出相应的教学方法及工具，并探讨各种教学方法的实施要点及其对学生态度和行为的潜在影响。     

克服“搭便车”困境——梅花拳在义和团运动中社会动员机制之研究

在对梅花拳及义和团运动史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搭便车”理论，从社会学视角探讨了梅花拳在义和团运动中的社会动员机制．研究认为，梅花拳充分利用了自身的小组织结构、准家庭网络和独特的情感、符号及话语，有效克服了集体行动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困境，成功实现了对拳民的社会动员．     

论宋初的社会流动——以武将群体为例

在五代宋初,募兵制度的盛行、文官制度尚未确立的背景之下,武人专政迭起,社会各个阶层的身份发生了迅速的变化,特别是社会中下层身份的人群可以通过这一动荡时期的途径改变自己的社会阶层属性,成为社会垂直流动大幅度加快下的受益者。文章对于五代宋初的武将群体的出身环境、个人所具备的才能和他们得以成为武将的流动途径进行分析,希望把当时各阶层出身武将的流动过程以动态的角度呈现出来。     

脱离宪法精神的宪法修正案——从文化角度看美国第18条宪法修正案的出台

美国第18条宪法修正案是美国宪法修正案中唯一一条以限制个人权利为目的的条款。本文从当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出发,重点分析了在该条文制定过程中四种不同社会力量对条令通过的影响,从而探讨该条修正案出台的特殊性和必然性。     

伤残农民工:权力处境及增权策略

增权理论以弱势群体为分析对象。分析了伤残农民工的权力处境,认为其不仅处于失权的客观状态,而且在心理上形成了极其强烈的无权感,且失权的客观状况和主观感受二者之间互相建构,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伤残农民工是失权的一个群体,是增权的对象。认为可以从个体、人际关系、组织和社会等四个层面对伤残农民工进行增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