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刻划机工作台导轨结构形式选择及试验

选择刻划机工作台导轨结构时主要考虑爬行以及超精密研磨。试验结果表明,滚柱导轨在不同刻划方式下不存在爬行现象,又便于进行超精密研磨加工以保证直线性精度,成为光栅刻划机工作台导轨的首选结构形式。     

大规模侵权几个基本问题探讨

大规模侵权是高度风险社会新型侵权方式之一,在我国工业化进程日益加快的情形下研究这种侵权行为迫在眉睫。界定大规模侵权的概念要解释和描述其案件受害人人数、因果关系、赔偿数额、处理结果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核心特征以及同质性的受损原因。大规模侵权除核心特征外,还具有受害主体呈潜在性和缓释性、救济困难、损害后果严重、案件处理复杂等特点;应当建立无过错原则占有主导地位、过错原则处于从属地位兼有过错推定原则的多元化归责体系;其主要分布在产品责任、医疗责任、环境与生态保护责任、证券欺诈与虚假陈述等领域,在适用时先把自然灾害、矿难以及侵权特别法有明确规定的情形排除之外,再考虑受害人人数和损害数额因素。     

日本武士的统治思想——武士道——兼评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之四

武士道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象征和民族精神的核心要素,平安时代是私人性武装集团的道德规范和战争精神;幕府时代是武家社会的理想价值、战争精神和统治理念,左右国家的统治体制、内外政策、决策方式和运作模式,引领日本社会以武为本的发展方向;明治、大正和昭和时代初期是全社会的核心价值、军队的战争精神和统治阶级的统治理念,忠诚的伦理观念构成塑造日本崛起的精神动力,武勇的战争精神则充当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的思想渊源。     

论列宁工人阶级执政党保持团结统一的价值观——列宁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钩沉

防止和反对宗派分裂活动,确保党的团结和统一,这是工人阶级执政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和保障。十月革命后,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先后同左派共产主义者、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宗派活动和分裂错误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出色地保证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并且,为预防和消除寡头政治带来的分裂危险设计了集体领导、改组工农检察院等一系列制度方案。列宁的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制度设计对各国工人阶级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均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儒家音乐思想中的教化功能及对当代音乐的启示

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主流音乐一直发挥着政治教化功能,这种音乐教化功能强调了音乐对个人道德修养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积极作用,对当代音乐创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启示作用。     

“法治地方”是实现法治国家的积极途径——以浙江为例

文章立足“法治浙江”的实践,运用个案研究方法,试图诠释“法治地方”的合理性、可行性与必要性。提出法治是实践性事业,激活法治地方的自主性,促进法治地方与法治建设的互动,是实践法治国家的积极途径。     

国共两党（1927年-1949年）执政合法性的比较——从政党伦理的视角考察

从政党伦理的视角来看,执政党要获得和增强执政合法性资源就必须树立和坚定为民众谋利益的伦理价值理念以及在广大民众中树立党的道德权威形象。以此为参照,对1927年-1949年期间国共两党的政党伦理进行解析,将能对国民党执政合法性丧失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生成的内在的必然逻辑性有更加清晰的了解。     

周恩来关于执政党领导作用思想探析

周恩来对发挥执政党作用的问题十分重视,提出了党的领导就是要管大政方针、政策的思想;指出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提出共产党人必须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必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牢固树立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他的建党思想为我们党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

针对我国干部人事制度上存在的问题,指出执政党要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推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程中,要着力解决好用人的标准和奖惩的办法。     

西方法治思想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本文梳理了西方古代、近代、现代法治思想的发展过程，认为近代西方法治是一种形式法治，现代法治则是由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转变。中国正处于形式法治阶段，法治建设中应重点理顺好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注重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同时宜采用“推进型”法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