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诗化小说的审美特征

现代诗化小说随着五四文学革命而产生，不断发展成熟，贯穿整个20世纪。它代表了抒情小说的实绩，与写实类小说互补互促，推动了现代小说的发展。诗化小说除了保持小说最基本的规范之外，还具有一般小说所没有的诗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叙事内容的诗化；二是结构的非情节化；三是语言的诗化。     

永远的 " 绿风土 "--论张承志散文的"草原情结"

张承志的散文是当代中国散文这座百花园里盛开的奇葩，其创作素材大都来源于作家深爱的草原，从他的一系列关于草原生活的散文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张承志的人生经历与内心世界以及艺术追求，从而对张承志散文的思想与艺术风貌进行分析与把握。     

宋季“诗史”现象探讨

研究古代文学中的“诗史”问题,宋季诗史是最重要的对象。诗史是“亡天下”之际的“野史”,诗史应纪实与伤时并重,这是宋季诗史作者和论者共同的诗史观。宋季诗史是分层次、多样化的,并且蔚为大观,形成高潮。与杜甫诗史相比,宋季诗史更注重时事、史实的完整记录和具体描述,杜甫诗史侧重在“诗”,宋季诗史侧重在“史”。     

出世人格的纯粹化与唐末隐逸诗人的艺术取向

唐末隐风的盛行是朝政紊乱、阉寺弄权、科举失衡以及战乱不休的苦难现实多重作用的结果;与前代隐君相比,以南国才俊为主体的唐末隐逸诗人群体,出世态度更为坚决。隐逸人格在与仕宦人格的分离中渐臻纯粹,而隐、仕作家群体之间广泛持久的交流唱和又促使两种人格实现了以出世为指向的相通与契合。作为遁世人格的艺术表现,唐末隐君大多追求清丽闲远的纯美诗境;少数诗人则将狭隘萎缩的乱世心态集中体现在寒苦僻涩的苦吟作品中。唐末隐逸诗人一丝不苟的创作,展示着唐诗艺术走向衰落时的执著与凄美。     

《诗式》和《韵光》－中、印诗歌艺术理论话语的嬗变

中国和印度的诗歌艺术理论最早都是建立在语言学的基础上。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婆摩柯的《诗庄严论》,檀丁的《诗镜》等诗歌艺术理论都使用语言学话语。以皎然的《诗式》和欢增的《韵光》为标志,中、印的诗歌艺术理论形成了以诗学话语建构的诗歌艺术理论体系。中、印诗歌艺术理论话语的演变,反映了诗歌艺术理论发展的某些规律,其异同与它们的文化传统,语言信仰和思维方式等有关。     

黎庶昌及其散文

黎庶昌于同治年间上万言书陈兴革十五事,受到朝廷重用,特赏知县,入曾国藩幕府;光绪二年随郭嵩焘出使英法;光绪七年后,先后两次出使日本。黎氏散文收录在《拙尊园丛稿》、《西洋杂志》等书中,其构写散文,讲究法度,力求善美;从写作实践看,出国以前,谨守桐城家法;出使之后,受不同环境与文化生活的陶冶,超脱了桐城义法的拘束,能自由抒发,黎氏散文是他学求生涯中最突出的成就。     

论范仲淹的文学思想

范仲淹对待文学的态度较为圆融通达,论文切于实而重于情,提出了文质兼备、宗经复古、范围一气、风格多样等新的文学范式,这对扫清宋初文弊,推动诗文革新运动的开展意义深远。     

李白的“超人”情结

李白在诗中常常流露出一种"超人"情结,具体表现为对历史上高人奇士和神仙的仰慕崇拜。这种"超人"情结的形成与李白自身的性格、家世、求仙学道、生活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超人"情结注定了李白仕途的失败,但却让他的诗歌风格充满夸张、奇异、宏伟、旷达、豪迈等浪漫瑰丽的艺术特征,也使李白成为唐诗巅峰上伟大的"超人"。     

朵渔的不多余——论朵渔的诗歌创作特色及其对当代诗坛的意义

朵渔在诗歌写作中抛弃了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的哲学名词的演绎后换来的是对生活的即时性、当下性和个人性的审美把握,对僵死的哲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悬置延宕敞亮了备受遮蔽和压抑的生活的鲜活性和丰富性。朵渔以形而下的描绘与形而上的探索、自责意识与难能可贵的反省精神,在琐碎庸常、反复循环、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中去发现被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惯性思维遮蔽的事物的另一面。这种脚踏实地的诗风也为理论的夸大与实验的渺小、标签的美轮美奂与作品的干瘪无味的乱哄哄的当代诗坛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白描的潜能——《受戒》语言形象之一

白描，作为一种文学语言表现方式。在《受戒》中得到传承与发展。在传达白描语言的描形、写意、传神语言功能时。汪曾祺将绘画中的骨相比法融入其中，创造出一种简约、空白的语言诗学魅力，而平等视角又将白描对象置于温婉世情当中，体现抒情诗人的人间情怀。《受戒》语言更高的艺术成就在于白描对境界、氛围的营造，其中又深蕴着道家的审美观与语言观。